小学生旅行
发布时间：2022-08-01 来源：
著者亚东一郎。八章,刊于 《小说月报》第二年第二期至第五期(1911年二月到五月出版),标“社会小说”。第六章、第八章各配插图一幅。191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单行本。
苏州陈墓镇官立高等小学堂学生文化欧,十四岁读三年级,天分很高,国文、地理成绩优秀。因读了《十五小豪杰》,着魔痴迷,一心想学书中描写的那几个童子,走一趟洋,做出一番殖民事业,便与班上最知已的同学东方复旦商量。复旦年岁稍长于化欧,了解化欧呆公子性格,凡事总要达到目的,方肯罢休; 料道劝阻无用,只有依着他的意思,把出洋游历改作本国旅行。二人商订了旅行的宗旨、程途、日期等各项计划,立定要经历一番辛苦,显示自己的独立精神,以增长见识。就瞒过家里,趁学堂放暑假,连夜乘航船离开陈墓。夜航途中,水声澎湃,颠簸不已,化欧在睡梦中突被呼救之声惊醒。原来是遇到轮船,靠了外国人的势力横冲直撞,撞翻了江北船,致使五岁小孩落水。天亮船到苏州盘门,看到船家给卡局送礼行贿; 目睹盘门附近青阳地界自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人在苏杭内地通商,沿岸发生的变化。上岸之前,看到一幕极其郑重的官场迎送礼节;上岸之后,又多次被欺生的苏州人作弄。两人感慨颇深。在阊门附近逛逛之后,就乘火车去了上海。火车上邂逅两位女学生,化欧想到现今世界, “男女同权”, 遂一改拘谨 之态, 与女学生作了交谈。
到上海,两人寄宿沪江旅馆,适遇化欧表兄金伯 。金遂领二人去一私卖灯吃(鸦片)所在。金过足了烟瘾,和他们谈起经营珠宝,险遭暗算的经过,听得二人呆呆出神,半晌做声不得。后金之友人潘老大派人送条,约请去四马路海国春吃大餐。化欧、复旦没有吃过番菜,不会点菜,不谙使用刀叉,误把咖啡当药茶。散席之后,众人同去新舞台看戏,路上化欧被挤失散,闯入茶楼、妓院,几次被妓女、老鸨拉扯,处境狼狈。幸遇复旦寻来,方得脱身。回到旅馆,正要就寝,忽然隔壁失火。一夜惊惶,幸免被灾,无意再留上海,次日乘招商局海轮北上。
船经数日航行,经烟台抵天津紫竹林码头,海关上来了无数员役,倾箱倒箧,一阵混搜。原来数日前,京城里有人在禁门左近埋设炸弹,被人知觉,大家沸沸扬扬,都说是革命党起事。当局为防同党私运军火,故关津要隘,检查异常严密。天津最热闹的地方,叫做“三不管”,那一带,窑子、茶室、戏园子聚族而居。官报局的胡老爷在此地聚乐园请客。胡系苏州吴县人士,与文家有通家之谊,故亦邀请了化欧、复旦。席间,在女师范学堂任职的汪老爷讲了京里炸弹案的结果,又议论起国会代表请愿的情况。第二天,胡老爷让他家西席范先生陪二人同游李公祠,对李鸿章的所作所为,作了一番评论。
次日,二人乘火车抵京。化欧去拜见祖父的同年顾太史。顾是一性情古板的穷翰林,仅靠每月几两银子的薄俸度日,弄到了等米下锅的窘境。直到得了化欧孝敬的 “土宜”四两银票,才开出饭来。此时,复旦去同乡会馆访友,又逛了大栅阑。会馆中挤满了考客。这班书呆子科举之心兀不肯死,就像窑姐儿倚门卖笑,要人赏识。过了一天,苏州同乡刘中堂七十做寿,化欧、复旦前去祝寿,见到了不少官场人物,正听别人议论新闻,忽接家中电报,两人便匆匆乘火车去汉口,正好与姓言的江苏人同路。此人出过洋,得过英国博士文凭,现今任汉阳钢铁厂翻译。他向二人介绍工厂情况,甚为详细。车抵汉口,二人即刻赶乘长江轮船,日夜兼程到南京,旋即改乘火车去苏州,返回故里。
《小学生旅行》发表于满清王朝覆灭的前夜,距辛亥武昌起义仅五个月,正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风起云涌,清政权摇摇欲坠之际。小说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产生的。全书通过文化欧、东方复旦这两位陈墓镇小学堂里“挑出尖儿顶儿名次常考第一第二的”学生,利用暑假,“到本国的几个地方游玩一番”,以增长见识为目的的旅行生活经历为线索,观察社会,揭露满清政权没落腐败,了解世界文明发展潮流,反映了清末社会现实生活的一个侧面。作者在主人公出发之前,即明白交代“旅行之宗旨,以考察风土人情,周知山川险要为目的;旅行之程途,由苏州至上海”,再由上海至天津、北京、汉口、金陵回苏州。“旅行之日期,限两个月”等各项计划。因而全书内容丰富,波及面广。地涉苏、沪、津、京、武汉、南京; 人物上至宰相、督抚、翰林,下及车夫、茶房、娼妓。人事纷呈,逐步生发; 因缘变化,旋生旋灭。其间叙事状物,次序井然,时有可观之处。两位主人公的活动又时分时合,灵活多变,更扩大了视野和活动范围,充实了作品的容量。在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及运用语言技巧上,颇多成功之处,其思想成就及艺术魅力,确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首先,小说真实地展示了清末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畸形繁华与丑恶。例如描写苏州最繁华的从阊门通到火车站的新开马路,“屋宇云连,市廛林立”,然而中午十一点钟,还“怪冷清清,连几家茶坊酒店,都是阒寂无人”。原来苏州的“市面,向来要到四点钟过后,方才热闹”。大白天堂子里的倌人大姐、游客,还都在阳台梦里。城里的 “大家闺秀,富室千金,要出来坐马车、吃大餐、看夜戏,也不到三、四点钟不会见面的。总之该号地方,一辈子做卖买,全靠下午几点钟的市面。”一到那时,所有 “戏馆妓馆菜馆酒馆,没一家生意不好”。“还有一种新兴的洋式旅馆,生意加倍好”,摆酒叫局住夜,不必拘定妓女,连“城中乡绅人家内眷,狠有出来住那种栈的”。这些充分反映了苏州这样的消费性城市的寄生性特点。“十里洋场”的上海,又是另一番景象。四马路上番菜馆海国春“当门悬一盏镁精灯,光白如月球”,“楼上楼下的电灯,晶莹闪烁,仿佛明星一般”。马路上“往来的人,赛过潮涌”,新开的 “日本幻戏馆”军乐队大吹大擂,牛皮鼓蓬蓬蓬震天价响。接送妓女的 “飞轿,五光十色,耀得眼睛里花绿绿了半天”,“微风掠过,一阵麝兰香气,直冲鼻观”。青莲阁、升平楼、天乐窝等茶馆洋楼,无不构建华美,装潢精雅,雕镂工细,其间“男女混坐,嘈杂异常”,“男的都是滑头滑脑的少年,女的装模装样,专做那狐媚的勾当。”其余的“不是吊膀子,定是拉客人”。化欧在此不断被妓女、老鸨纠缠,简直是一片混沌世界。在化欧眼里,上海这个地方,“就是隋炀帝迷楼,也不能过”,“可算得奢华到极点了”。天津的 “三不管”地方,“是中国和法国、日本国交界所在”,那一带“聚族而居,最占多数的是一种窑子”,还有就是茶室、戏园子、书场。那里是“成日成夜,堂堂皇皇”,抽大烟,吃花酒,碰麻雀,斗纸牌。夜市更是 “热闹非凡,电灯照耀,如千万颗繁星; 比怜左右,丝竹管弦之声,嗷嘈彻耳;行人杂沓,推背磨肩”。为我们绘出了一幅纸醉金迷、病态社会的风俗画卷。
其次,作品无情地揭露了清末官场的腐败与黑暗。最典型的事例,是描写天津的窑子成了一班大人老爷们的 “居留地”,他们 “把衙门里办不了的公事,带到那地方去办”,使妓院变成了衙门。于是官场上的种种手段,谋差谋缺,请托干求,说项、倾轧、斡旋等等,“为鬼为蜮,变幻千端”,官场黑暗与烟赌嫖妓,“搅做一处,打得火一般的滚热”。淋漓酣畅地暴露了清政权机构之腐朽已及膏肓,“可以续成一部 《官场现形记》”而有过之无不及。其他如写清政府虽多次严令禁止赌博、抽鸦片,但“仍有一班老爷们在那里撕(厮)混”。在上海,即使是 “禁令森严的当口”,“私卖灯吃所在”仍公开营业。在天津,一班 “大大小小的官儿,那一天不到那里碰几台麻雀,吃几台花酒? 他们斗起牌来,不是一千块银元一底,定是两千块银元一底”,“钞票还嫌累坠(赘),都开了整千整百的支票,做那输赢”。钱从那里来?无非是在老百姓头上搜括。只要看看苏州最基层的小小卡局,就可一目了然。航船靠了码头,船老大先要给师爷 “送蒲包”,连卡局的“扦子手”,也要掏出两元银洋给他。“这种事平常得很。大凡一个卡局,要什么东西,照例是一班轮值的航船当这个买办差”,“休说不敢要他一文钱,即使还钱,也断乎不收的。”因为有的想巴结还巴结不上呢!其它大小官员,各显神通,以权营私,贪赃枉法,种种手段,也就可想而知了。作者借书中人物之口挑明,“现在的世界,真是面糊纸虎,只不便戳穿罢了。”这样的政权,离它彻底垮台的日子也就不会远了。
第三,作品鲜明地表现了对革命党人的同情。如对在京里埋设炸弹的革命党人,虽称其为“匪首”,却又明白指出他“也是上流人物”,“此次情愿牺牲一身,甘蹈法网,实因政府昏聩无状,不晓得时局艰危,仍是一般醉生梦死,酣豢恬嬉的形状,所以放这个炸弹”。化欧、复旦“听了这一席话”,“也暗暗点首不止”。这在清政权当政的情势下,敢于在文字上如此直言不讳,公开首肯革命党人为国牺牲的壮举,不能不说作者具有非凡的勇气和胆识,也足以说明作品对清王朝的基本政治态度了。
第四,作品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在“欧风东渐”影响下,接受新事物,仰慕西欧文明,响往中国富强的精神状态。书中主人公是洋学堂里的学生,当时就属 “新派”人物之列。他们取名文化欧,东方复旦,就明显地寄托了作者强烈的主观愿望,要效法西欧文明,通过“文化欧”的途径,以实现 “东方复旦”,振兴中华。所以,化欧在火车上遇到女学堂里的学生,就想到“现在世界文明,女权膨胀,男女同等,讲不得什么授受不亲。倘然当真效学了泰西风俗,女子同男人,本来应酬惯的”。“我们既做了学界中人,也应该崇尚时派,充一点文明样子,不要拘拘束束守定了旧派”,马上一改 羞涩的样子,和女学生“问长问短起来”。在苏州上火车,化欧的皮包丢掉了,复旦“去找管车的外国人,托他打个电报到苏州,教把皮包送到上海”,结果铁路公司果然把皮包送到了他们寄宿的旅馆。在上海,碰到隔壁失火,救火车、皮带车马上“如飞赶到,为首的洋人,头戴铜盔,身穿军服,指挥一众救火夫,驰突奔救。”只见“激水喷射,水势象百道飞泉,跳珠溅玉,冲激不已”,一场大火,很快被扑灭。这两件事,使化欧“面有喜色”,“惊定转喜”,对外国人的管理能力、办事效率及新式机器设备的威力,钦羡不已。尤其是在京汉线上,结识了出过洋的英国博士言委员,现今在汉冶萍煤铁总公司汉阳钢铁厂任洋文翻译。听他介绍工厂情况,地理位置如何优越,背靠大别山,逼近襄河,东通大江,交通便利。利用大冶的铁矿石,萍乡的煤焦,加上 “从外洋购办了几百万银子的新机器”,由身怀“专门绝技”的洋工程师指挥,“现在每天所出的生铁”,“已经行销通了美国。将来逐渐推广,怕不遍行环球,不胫而走五洲么?化欧赞不绝口”,“比他做德国的克虏伯”,是中国振兴实业的第一。“现又添了扬子机器厂,连桥梁架空等件,也能够一律包办。” 中国员工“少说也有五、七千名。”对其他各种从外国引进的新鲜事物,作者也都凭借旅行者的经历或目力之所及,无不一一予以介绍。诸如电灯、电话、电影、电扇,乃至西服、西餐、西点、啤酒、冰麒麟、汽水、荷兰水等等。描绘电车,是“那车的式样,同铁路上客车还差不多,不过斜矗着一根铁樯杆,紧紧凑在电线上,又象黏牢,又象活落,却是比众不同”,真可谓具体而微。介绍电报内容,甚至连明码阿拉伯数字都一一标出,简直到了不厌其烦的程度。然而所有这些,在八十多年以前,对通商口岸以外的广大读者来说,确还是新鲜希奇的事物。作者如此描写,是本着介绍新知,“开通民智”,扩大视野,开阔眼界,以促进社会接受新事物的目的。
作品在语言运用及艺术描写上,亦有相当造诣。如描写在江轮上看武汉景色,“只见一面是汉阳,那座晴川阁,巍然高耸,俯瞰江流。一条襄河,恰好回环绕其下,这就是江汉合流处。对江一面,是武昌省城,高高矗起一座洋式楼房,上摆着个大自鸣钟,和上海江海关上一般样子,据说正是黄鹤楼。是时风平浪静,长江浩渺,一望如明镜,那些渡江小划子,逐波浮沉,好象无数墨点,著在玻璃上头。再有一种雪白鸥鸟,掠影残照中,轮替不已,啄那江鱼吃。”仅只一百几十字,就把武汉三镇的地方特色勾勒得明白如画,使人有如身临其境。其间建筑样式、江河流向、动静色彩,高低浮沉,写得错落有致,令人“观之不尽”,不得不叹服作者驾驭语言能力之高超。对人物形象的描写,也能扣紧人物身分,写出其本质特征。如写一“比黄蜂还狠毒几倍”的商人,“胖胖的身材,团团的脸儿,说起话来,一种呐呐不出的样子”,看似“心地十分忠厚”。洽谈价值巨万的珠宝生意,“过目之后”,却“处之淡然”,“绝不露惊异之色”。然而生意不成,却去海关告密,几乎使金伯 、潘氏兄弟八万巨资险被当作私货没收,完全以人物的言行写出了商人“内蕴深沉”的“奸险”。又如写被称为“猥灶猫”的胡老爷,外貌“猥猥琐琐”,“五短身材,一撮园脍,光着下颏,还没留髭,身穿半旧湖色春纱长衫,外罩半新铁纱马褂,手携纨扇,脚踏乌靴”,就是这样一个其貌不扬的角色,却得到历任制台的赏识器重。“现在当的差使,除官报局外,还有什么财政局、调查局,也是他一人兼办”。其实这位老爷正属“醉生梦死,酣豢恬嬉”的昏聩之类,是“三不管”地区酒楼的常客。其他如写金伯 ,只一句话,“我的宗旨,向来欢喜一人偷条狗,不情愿多人偷只牛”,就神形毕显地写出了他经商贪利的心理状态。写那一班 “科举心兀不肯死”的考客,把他们比作为倚门卖俏的窑姐儿,所不同的是“一边把姿色换,一边把文字换”,“要人赏识罢了”。“最可怜的是一班老儒宿学,背驼发秃, 鬓半苍,兀挤在少年淘里”,又不懂法政、路矿等新学,“于是六十岁学打拳”,“剽窃几个新名词”,“充做时派”,更象 “那班过时老妓,簪着满头花朵,画着八字眉儿,搽脂抹粉”,犹自招摇过市拉客。言词尖锐刻薄,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不仅勾勒出了这些守旧人物依恋 “科举”以图博取功名利禄的丑态,也表现了作者对科举制度的憎恶。
当然,这部小说的局限也是明显的。犹如绝大多数的晚清小说一样,概念化的议论多,细节描写少,往往为了宣扬政治观点的需要而忽略了人物形象的塑造,“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传声筒”(马克思语),即使是中心人物文化欧、东方复旦,形象描写,性格特征均少发展变化,仅仅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而且,在他们身上也反映出当时知识分子对一般人民群众的歧视。例如,火车到南翔站,“一大群男女拥挤进来”,“下流社会占了多数。”“这班人莽撞得很,不管男女,硬要捱身坐下。”“一个又肥胖又粗俗的村汉”竟挤坐到女学生身旁。女学生“侧着头蹙着眉掩着鼻,一种厌恶样子”,化欧见了,就替那女学生着急,甚至“决计想驱逐这个人到别处坐地。”由此可见,他们心目中的所谓“男女平权”等等,只是 “文明人”之间的事,而与广大劳动群众不相关的,反映了作者思想言行上的矛盾。此外,全书结构也极不平衡。结尾仓促,敷衍了事。由于是章回体分期连载,作者的随意性很大。原订的两个月旅行期限,结果是“不满四礼拜”,便“一封电信游子惊心,千里云山旅人返旆”,武汉、南京,只是晴蜓点水,一掠而过,草草收场,显然未能按作者原订计划完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