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0-12-26 来源：企鹅号
小说的故事情节其实很简单。但读过之后，你可能会感觉后背发凉、毛骨悚然。
一列特快专列开进了莫斯科车站，停在备用轨道上，月台上警卫森严。司令员从他的起居车厢走进办公车厢。他不高的个儿，宽肩膀，军装上衣缀有四个菱形袖章。他的名字标志着红军的英勇无畏，也标志着成千上万、甚至几十万人的死亡、困苦、伤残。他指挥千万人组成的军队，也指挥着胜利和死亡，围绕着他的名字演化出了无数的传奇故事。
他曾经犯过胃溃疡，经过在高加索的治疗和休养，感到自己已经恢复了健康。现在他突然接到一封信，要他从高加索直接回莫斯科，使他连妻子那儿也没来得及去告别。他怎么也猜不透其中原因。
副官进来，把一叠报纸放到桌上。司令员翻开纸，只见当日重要新闻栏上刊登了一条消息：“红军统帅加弗里洛夫临时离开军队来此接受胃溃疡手术”，“加弗里洛夫同志的健康情况令人忧虑”，但“医生们一致保证此项手术必获成功”。
中午时分，一辆高级轿车开进一号宅院。庭院深处，办公室窗帷半掩。书桌上亮着绿罩台灯，一位腰背不弯的人坐在书桌后的木椅上，他的脸庞落在台灯阴影里，看不真切。司令员沿着地毯走来，坐进书桌前的圈椅里。腰背不弯的人说：“加弗里洛夫，我们俩用不着谈革命的残酷性了。历史的车轮，很遗憾，我是这样认为的，是靠了鲜血和死亡向前推动的。”
司令员说：“不需要开场白。为什么召我回来?免去外交辞令，直说吧!”
“召你来，是因为你应该接受手术。你是革命必不可少的人。我已经下达了命令，甚至请来了一位德国大夫。”
“我的医生曾对我说过，不用手术会自动痊愈的。我觉得自己完全健康，任何手术都不需要，我不要。”
“请原谅，不用多谈了，加弗里洛夫同志，我已经下了命令。”
司令员：“别了。”
腰背不弯的人：“再见。”
下午四时，几辆汽车开进了市郊的二号宅院，送来的是内科和外科医生们，都是教授。一封拆开漆封的密件在他们手中传阅，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全都压低声音，你一句我一句地说：“何必还要会诊呢?”
这时，司令员迅速走进了接待室，接受会诊，会诊后写出了一份会诊记录，认为患者必须手术。只是在手术后，才从私人谈话中获悉，实际上没有一位教授真的认为有动手术的必要，不过会诊时谁也没有挑明。只有那个沉默寡言的德国人提出过无需手术的设想，但在同事们的反对下没有坚持这个意见。
加弗里洛夫回到列车上，开始写信。他思考着每个句子，写得很慢。他写完三封信，然后拿起一个大信封，将三封信统统装了进去，封好，在大信封上写道：“待我死后拆开。”
加弗里洛夫随助理护士不慌不忙进了手术间，躺倒在手术台上，到48分钟后才睡着。医生打开患者的腹腔，发现溃疡已经愈合，手术是多余的。但是，就在这时候，加弗里洛的脉搏和呼吸停止了。这是心脏休克，机体因不适应氯仿而中毒。
1930年代的苏联
人工呼吸、输氧、使用樟脑或注射生理盐水只能将死亡稍许推迟，但他再也不能恢复知觉。实际上，他已经死亡。医生把内脏粗粗拢在一起，然后把表皮缝合上。女助手将生理盐水输进患者的胸膛，以保持血压。加弗里洛夫被抬下手术台，搬上四轮推车送回病房。
37个小时后，他完全死了。这期间，按照走廊里侍者的说法，一号宅院曾两次打电话召见主刀大夫，大夫俯身对着话筒说，手术很顺利，但患者的身位十分衰弱，情况严重。后来主刀大夫去了一号宅院，在办公室里的谈话内容无人知晓，但一共只有三分钟。
医生走后腰背不弯的人与最高三领导之一通了电话：“亲爱的，又一个人去世了，一位战友不再在世上了。”然后他去了医院，在遗体旁低头默坐了好久。最后他拿起加弗里洛夫的手，握了握说：“别了，同志!别了，老弟!”
晚上，加弗里洛夫司令员的葬礼结束后，成千上万的送葬人各自走散时，他的战友波波夫在旅馆里睡着了。他的衣袋里装着加弗里洛夫给他的信，即入院前夜写的那张信笺。上面写道：“阿廖什卡，老弟!我知道这次非死不可。我已经给妻子去信，请你也写封信去。你就和她一起生活吧，怎么说呢，就娶她吧。由你们把孩子抚养大。原谅我，阿廖什卡!”
这样的内容，怎么可能没有争议?
1926年，《新世界》5月号发表了皮利尼亚克的小说《不灭的月亮的故事》。
作品中虽然没有提及斯大林，也没有提到伏龙芝，可是同时代人——甚至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一眼就看出了作品暗含的意思。
对前苏联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有所了解的朋友们应该知道伏龙芝这个名字吧?伏龙芝患有胃溃疡，经过食疗后在1925年秋天基本没有复发过，但是医生的两次会诊都认为他应该手术。
他个人始终认为不用手术，但是斯大林坚持让他去做手术，说这可以“一劳永逸”地摆脱胃溃疡。手术开始后医生果然发现没有必要手术，因为没有发现任何溃疡。但是由于伏龙芝的心脏承受不了因麻醉效果不好而增加一倍的氯仿的剂量(当时已有更好的药乙醚但没有给他使用)，他在手术30个小时后死于心脏麻痹。
当时斯大林正进行反托洛茨基的斗争，而伏龙芝接替了托洛茨基的军队职务。伏龙芝死后，接替他被任命为陆海军人民委员的是忠于斯大林的人伏罗希洛夫。
这下大家应该都基本清楚这部作品的内容的敏感了吧?有意思的是，作者还“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在前言中请求读者不要把故事和伏龙芝之死联系起来，并申明将此作献给沃龙斯基。作品随即引起轰动，但也招来报刊对皮利尼亚克的猛烈抨击。
第6期的《新世界》杂志上刊登了沃龙斯基致杂志编辑部的信，指责作品进行了“恶毒诽谤”，并断然拒绝作家的呈献。同时，编辑部公开检讨，承认犯了“明显的、不可宽恕的错误”。
翌年的第1期《新世界》杂志又刊登了作者致编辑部的信，检讨自己的“不讲策略”的错误。接着，登载《不灭的月亮的故事》的那期杂志全部被没收，这部小说被禁止出版，甚至被禁止公开谈论，直至1987年才又在第12期的《旗》杂志上重新刊出。
1989年第1期的《民族友谊》杂志在刊登作家的另一部遭禁作品《红木》的同时，还发表了作者的儿子鲍·安·皮利尼亚克撰写的《后记》——《关于我的父亲》。
他在《后记》中认为，他的父亲“在1926年已经发现后来个人崇拜的某些特征”，在《不灭的月亮的故事》中他“揭露了反对自己同志的破坏性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