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7-06-04 来源：文艺争鸣
内外有别：站在农民一边的双重考虑
之所以把农民看作赵树理的民间身份，是因为从世俗的层面看，“进城”之后赵树理已不再是农民而是国家干部。这样，他才会有“专业化以后，我在农村没有户口了”，“有些事情人家就没有向你说的必要了”之类的感慨。然而，这种身份的转换不但没有影响到赵树理，反而让他对农民有了更多的关怀与体贴。而要想说清楚这一问题，依然需要从文学场域内外入手。
赵树理“进城”不久，就有了“脱离群众”的惶恐与焦虑，也有了“决心到群众中去”的表态。而在赵树理的个人辞典中，群众实际上是可以等同于农民的。也就是说，赵树理所谓的到群众中去，实际上就是通过“下乡”，到农村去，到民间去。而事实上，从1950年代初直至“文革”爆发，赵树理先是不断地频繁“下乡”，后来干脆举家迁出京城，回到省城太原，接着又到故乡晋城任职，越来越走向了更接地气的农村大地。即便如此，他还觉得不够彻底，因为“我觉得最理想的办法是在一定的地方立个户口，和农民过一样的生活，与农民的关系才更密切，不然，至少也要到一个核算单位去，不一定要有什么名义，但必须有做主人的思想，不能做客人。”这种说法显然不是做秀，而就应该是赵树理最真实的想法，是他想让自己(也包括写农村的作家)完全融入农民之中的真情表白。
当赵树理如此行事时，他的民间身份便得以凸显，他与农民、农村的天然联系也开始走向前台。赵树理说：“我是在农村中长大的，而且在参加革命以前，家庭是个下降的中农，因此摸得着农民的底。这是我自以为幸的先天条件。”类似的说法也出现在他1950年代之后的各类场合中。而由于他对农民如此熟悉，以至于“当他们一个人刚要开口说话，我大体上能推测出他要说什么——有时候和他开玩笑，能预先替他说出或接他的后半句话。”这种自信自然来自于他对农民生活与习性的了如指掌，也更在于他一到农民中间，立刻就成了其中的一分子，丝毫没有生疏隔膜之感。
在这里，我之所以如此强调赵树理的农民身份，是想说明如下两个问题：其一，借助于这一身份的亲和性，赵树理便可以像老杨同志那样深入群众之中，有效地开展工作。这种如鱼得水的局面一方面让他对农业社的情况了然于心，另一方面也增强了他的自信心，以至于他干脆把自己看作了农业问题专家。赵二湖回忆说：“同样是写农村，他和马烽、浩然、柳青都不一样。首先赵树理认为他是个农业专家，不是科学上的，是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方面的专家。他一直在想，以什么形式来搞农业生产，为什么他对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有那么多看法想法，他一直在想，中国的农业以怎样一种方式组织起来最合理最能发挥效率。并且贫富之间，不要拉开太大的距离。”可以想见，当赵树理如此思考农业问题时，他也就有了对农业、农民问题发言的底气。而他对“农业专家”的自许或自我体认，实际上又衍生出另一种民间身份。这种身份不是来自于官方或科研机构的认定，而是来自于他在农村摸爬滚打积累起来的活生生经验。这种经验或许还谈不上有多么科学，但毕竟比那些来自于书本和空想的东西要踏实可靠。
其二，也正是因为赵树理的这种身份，老百姓才会把他当成自家人，向他打开天窗说亮话。于是农村问题对于赵树理不再是隔雾看花，朦朦胧胧，而是有了清晰的显影。赵树理说：“去到农村，农村就是我的家，这个家我从小一直就没有断过联系;”“我们的村子是一个大队，三个小队，不及一百户人家。我到生产队，群众把我当作他们一个圈子里的人，我既不是支书，又不是队长，但我又像什么都是，那里的干部有什么事情都愿意和我商量，要我出些点子;群众也愿意我在。比如我隔了一个时期回去一次，大家总会想办法召集大会要我讲些什么。”农民能够向赵树理敞开心扉，谈天说地，意味着赵树理拥有了一条深入细致地了解民生、民情的重要渠道，也意味着当他给长治地委写信，上书邵荃麟和陈伯达时，表面上看谈的都是宏观的见事不见人的问题，但支撑这些问题的很可能是张三李四王麻子向赵树理的倾诉。而由于这些问题事先已被民情和民意浸泡过，当它们被赵树理整理和表述出来时也就有了特别的份量。
可以说，正是这种民间身份的作用和驱使，才让赵树理的情感天平倒向了农民一边。而无论是为农民争口粮还是认为农民负担重，都可看作赵树理民间身份的觉醒。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当年的山西省委书记王谦对赵树理与马烽的一个比较性评价才值得重视：“马烽和赵树理不一样。马烽是为党而写农民;赵树理是为农民而写农民。所以当党和农民利益一致的时候，他们俩人似乎没有什么差别。而当党和农民利益不一致时，马烽是站在党的一边，而赵树理是站在农民的一边。”而据赵二湖言，王谦如此比较马与赵其实是在夸前者而贬后者，其隐含的意思是关键时刻赵树理不能与党保持一致。但或许这种批评之言才更能见出赵树理最真实的农民身份和农民立场。而阅读赵树理最后的检讨之言，我们也会发现其落脚处恰恰也是他在反思自己的小农意识，这与王谦的批评构成了有趣的对照：“检查我自己这几年的世界观，就是小天小地钻在农村找一些问题唧唧喳喳以为是什么塌天大事。……这是从前的个体农民小手工业者眼光短浅、不识大体的思想意识的表现。”今天看来，这种“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检讨无论是出于真心还是违心，都正好佐证了赵树理农民身份和农民意识的根深蒂固。
但是，话说回来，所谓“站在农民一边”，所谓“农民利益的代言人”，我以为只有在文学场域之外才是可以成立的。而一旦移身文学场域之内并形成所谓的“问题小说”，赵树理是否还能完全站在农民一边，便要打上一个问号了。试举两例。
据杜润生回忆，中共中央于1951年9月召开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时，曾邀熟悉农村的赵树理参会。会议上，赵树理“反映农民不愿意参加合作社，连互助组也不愿意参加”。而陈伯达则批评说：“这纯粹是资本主义思想嘛!”争论汇报给毛泽东后，“毛重视赵树理的意见”，于是对决议的初稿作了修订：把注重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提前，把劳动互助的积极性置后，并特别强调：“要按照自愿和互利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但也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折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而在其他人记述的文字中，这次会议则有了更多的细节：“会议讨论期间，各方代表基本上唱的是一个调子，都说农业合作化好，唯独赵树理唱了反调。他不管上头的精神，也不管会场的气氛，更不管其他发言人的基本倾向，而是如实地、有根有据地、有一般有典型地反映了各类农民的心理和愿望：‘石(实)打石(实)地说，老百姓有了土地翻了身，真心感谢救星共产党。但并不愿意急着交出土地走合作化道路，都愿意一家一户，自自在在地干几年，然后再走集体化道路。’陈伯达听了赵树理的发言，惊而复怒，批评赵树理的观点不仅是右倾保守，简直是对合作化运动的攻击。”
可以看出，在这次会议上，赵树理不畏权势，据理力争，无疑扮演着农民利益代言人的角色。但来年四月，他到山西平顺县川底村深入生活，1953年年初，他则制定了本年度的创作计划：“上半年写一篇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小说，主题是反映办社过程中集体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大约二十万字。”1953年3月至1954年10月，经过断断续续的写作，他终于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问题的长篇小说《三里湾》。在这部小说中，赵树理并没有坚持他在1951年会议发言时的基本立场，而是顺着当时的政治或政策东风，极力标举“入社”之好，同时批评范登高等人的个体经济本位的思想。赵树理后来说，他之所以要写《三里湾》，“是感到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就是农业合作社应不应该扩大，对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和对扩大农业社有抵触的人，应该怎样批评。因为当时有些地方正在收缩农业社，但我觉得社还是应该扩大，于是又写这篇小说。”为什么在会议上赵树理代表农民反对尽快搞合作社，而两三年之后他在小说中呈现的却是另一种样子?当他把翻得高、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全部归入被批评、被帮教的系列中后，他的小说还能代表农民利益吗?
第二个事例则更耐人寻味。大概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赵树理就意识到农村存在着严重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农民缺粮。于是他在1956年8月给长治地委书记赵军写信，并把缺粮问题放在所有问题的首位：
一、供应粮食不足：每人每月供应三十八斤粗粮，扣购细粮，不足维持一个人的生活——有儿童之户尚可，只有大人的户不敢吃饱或只敢吃稀的，到地里工作无气力。在产粮区可以享到三定之利，而产棉区则否，这问题在过去提过，但得不到解决。不论说多少理由，真正饿了肚子是容易使人恼火的事。在转入高级社的时候，说了好多优越性，但事实上饿了肚子，思想是不易打通的。
当赵树理罗列出七个问题之后，他又进一步追问：“试想高级化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使群众热爱社会主义呢?”最后他又直指一些干部工作不力：“又要靠群众完成任务，又不给群众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是没有把群众当成‘人’来看待的。”这封信可谓疾言厉色，其想群众之想，急群众之所急的迫切心情溢于言表。而这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吃不泡或饿肚子已被赵树理发现，并被他作为一个重中之重的问题提了出来。此后，这个问题便成为赵树理的一块心病，既延续在他给邵荃麟和陈伯达的信中，也成为他在各种会议(尤以1962年的“大连会议”为最)上发言的主要内容之一。
有趣的是，就在赵树理频繁向上反映农民吃不饱时，他也写出了一篇《“锻炼锻炼”》(1958)的小说，而其中塑造出的两个落后人物之一便有外号为“吃不饱”的李宝珠。在赵树理的描摹中，李宝珠三十来岁，比“小腿疼”年轻，长相也不错，但她既好吃懒做，也全面控制了家里的经济大权，且支使得丈夫张信团团转。这样，当她制定的家庭“政策”全面执行后，张信就成了她的长工。“自从实行粮食统购以来，她是时常喊叫吃不饱的。她的吃法是张信上了地她先把面条煮得吃了，再把汤里下几颗米熬两碗糊糊粥让张信回来吃。另外做些火烧干饼锁在箱里，张信不在的时候几时想吃几时吃。队里动员她参加劳动时候，她却说‘粮食不够吃，每顿只能等张信吃完了刮个空锅，实在劳动不了。’”时间一长，张信碗里的风景(有时粥里会有一两根没捞尽的面条)就被人发现了。于是队长张太和有一次跟张信说：“我看‘吃不饱’这个外号给你加上还比较正确，因为你只能吃一根面条。”
时代的大环境是农民们普遍吃不饱，这在赵树理那里早已是心知肚明，而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也成了赵树理奔走呼号的主要动力。然而，小说中李宝珠的“吃不饱”却是装出来的，她本人实际上并不存在吃不饱问题。我总觉得，“吃不饱”作为人物外号并非空穴来风，而就是外部现实世界真实情况投在赵树理心灵世界的一道暗影，但为什么进入小说之后，“吃不饱”却脱离了客观事象，变成一种调侃落后人物的标签了呢?在“吃不饱”从现实世界到文学世界的转辙改道中，究竟隐含着怎样的症候或秘密?
其实，这是一个很不容易说清楚的问题，但我依然想借助于赵树理的文化身份，试析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