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4-30 来源：
摘要：
人总是存在于爱情、婚姻、亲情、友情、民族、国家等各种关系中，2021年的龙江作家短篇小说创作无论对哪一方面的关系都有所表现，可以说创作题材丰富、主题多元。围绕着建党百年的话题，作家对抵制遗忘民族创伤的同时怎样进行文化记忆进行了书写;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信息爆炸、爱情婚姻等现实问题，进行了人性伦理的醒思;在反思现代性的视阈下对地域文化、传统文化、生态文化等进行了充分的书写。总之，2021年的龙江短篇小说创作既有对历史的追忆，也有对现实的反思;既有对地域文化的观照，也有对人类共同体的思考。
关键词：
短篇小说 龙江故事 生命体验
突袭而至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于作家来说，创作不再是制造叙事形式的先锋，而是思考在各种信息爆炸的时代、在视觉感官被暴击的体验中，如何保持独特的生命体验。人总是存在于爱情、婚姻、亲情、友情、民族、国家等各种关系中，2021年的龙江作家短篇小说创作无论对哪一方面的关系都有所表现，可以说创作题材丰富、主题多元，数量上也收获颇丰，迟子建、阿成、陈力娇、董岐山、赵仁庆、梁帅、乔迁、申志远、墨凝、萧笛、尹群、张静波、李睿、王立红、刘波、贾新城、廉世广、张伟东、张津友、杨知寒、刘戈滨、亚庆、秀玲、薛喜君、罗永春、杨中华、段久颖等作家的短篇创作历久弥新。中国故事是“凝聚了中国人共同经验与情感的故事，它可以是时代宏观的故事也可以是日常普通的故事，既是对个体命运的关注也是对民族整体命运的理解，在其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命运与希望”。2021年黑龙江短篇小说对如何讲好“龙江故事”进行了多层面的探索，既有对历史的追忆，也有对现实的反思;既有对地域文化的观照，也有对人类共同体的思考。
一文化创伤记忆与非虚构叙事
所谓“龙江故事”讲述的是黑龙江人独特的生命经验与内心情感，迟子建的“龙江故事”讲述经常是关于个人与历史的双重故事，以小人物的生命体验书写广阔复杂的大历史记忆。《喝汤的声音》以1900年的海兰泡大屠杀为历史背景，讲述了哈喇泊一家三代人在黑龙江岸生存的经历。小说主人公哈喇泊的祖母是海兰泡屠杀中不足百人的幸存者之一，当时祖父和怀里的两岁女儿被俄兵枪杀，怀着孕的哈喇泊祖母奋力逃上江岸后，发现自己的牙齿多半化为乌有。有人说她是因为仇恨咬碎了牙，也有人说她是在湍急的江流中为了活命拼尽了最后的力气。原因不确定，但“牙齿”的缺失成为哈喇泊家族的创伤记忆一直被延续，因为“牙齿”不好，哈喇泊家族从祖母到父亲火磨再到哈喇泊一家三代人都以“喝汤”出名。他们虽然是海兰泡大屠杀的幸存者，但也是受害者。父亲火磨受祖母故事的影响惧怕婚姻，“父亲和未见面的姐姐死于惨案，让他觉得世事难料，男人有时是保护不了妻儿的。他也因此变得孤僻，独来独往，与万吉镇的人格格不入”。最后在祖母的逼迫下，与哑女成婚，有了哈喇泊，父亲给他取名“孟平贵”，大概是希望儿子平安富贵之意，但祖母给他取名“哈喇泊”，蒙古语“海兰泡”的叫法，“以纪念她在大黑河屯的青春岁月和死去的男人和女儿。哈喇泊顶着这个名字，注定要听祖辈和父辈给他重复的那个故事，所以祖母谢世时，已是壮小伙的哈喇泊，一口牙齿多半为那故事殉葬，在不断的咬牙切齿声中，化为齑粉”。民族创伤深化到个人身体之中，到哈喇泊这里已经是第三代，族群被屠杀的创伤记忆依然在延续，只是表现方式不同，哈喇泊不像父亲火磨那样惧怕婚姻，为了多留后代，他主动寻觅佳人，于是他有了两段婚姻一段爱情和无数次放纵的私生活，但都没有让他如愿以偿。结束两段婚姻后，他不敢再婚，但已经深印在身体里的伤痛让他依然执着于家庭故事的讲述，做校工期间，他把家族故事讲给学生听;做义务航标维护工时，他把家族故事讲给航标船人听……小说中民族创伤记忆的传播方式是以原始“讲故事”方式口口相传，虽然哈喇泊的足迹遍及黑龙江沿岸广阔的地区，但是他没有子嗣，“喝汤的声音”作为一种文化记忆再也没有代际传承。他对国境线上的航标工非常崇拜，喝汤时总要不自觉地用筷子先挑起点蔬菜，立在汤碗中央，当作浮标，默看一段时间然后再喝汤。哈喇泊祖上与沙俄以血腥、暴力的方式揭开序幕，对于哈喇泊来说，喝汤是一种生活方式，家族创伤记忆已经自觉地投射到他的现实日常生活中，对于家族来说，喝汤是族群过去、现在和未来都铭记于身体和精神的文化记忆。这种文化创伤记忆,暗示了一种历史时间的存在，而这一历史时间势必会削弱文化创伤之影响力的深度与广度，或者随着历史时间的流逝，也许民族创伤会消失。所以，迟子建通过这篇小说带给我们的思考是：抵制遗忘民族创伤的同时怎样进行文化记忆?虽然小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作者还是表达了对民族创伤记忆的态度，那便是创伤记忆永远不会被遗忘，正如小说结尾最后一次出现的“喝汤的声音”：“就在那碗面已凉、我准备买单离开的一瞬，忽听背后传来一阵喝汤的声音。这声音初始像穿越幽谷的强风，带着股气吞山河的力量;跟着又像乌苏里江的水流，慢了半拍，变得深沉而有节奏;忽然这像风又像流水的喝汤声，又起了变奏，一阵剧烈的喘息声闯入，就像呜咽。而喘息声过后，是急板似的更加迅猛的喝汤声，仿佛谁要把大千世界都收入腹中。”这不是年老的哈喇泊喝汤的声音，这是一个民族集体的文化记忆更加有分量的传承，“喝汤的声音”是一种文化记忆，传递出的是一个民族历史的创伤记忆，更是一个民族捍卫尊严的不屈精神。
中华民族是英雄的民族，英雄叙事是中国文学备受瞩目的亮点，虽然战争已经远去，但被岁月尘封的真实英雄故事依然能够打动人心。抗联英雄的塑造虽然是虚构的艺术形象，却源于现实，用非虚构笔法讲述英雄故事是近年很多作家进行的创作尝试。《头颅》(廉世广)用非虚构的文学笔法尽可能真实地讲述哈尔滨市五常县抗日英雄汪亚臣在与敌人斗争中由于叛徒出卖，惨遭杀害的英雄故事;《还我松花飘香的江山》(亚庆)描写了巴彦县普通村民柳不忿和共产党员坚持不懈，与奸人和侵略者斗争的故事;《暗夜灯火》以哈尔滨双城堡和当年哈尔滨平房镇的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为背景,以“我爷爷”在双城堡街开设粮店作为地下党联络站为线索，讲述了“我爷爷”和“草上飞”为赵尚志领导的抗联队伍筹集盘尼西林和粮食，与日伪黑暗反动势力斗智斗勇的故事。小说复活并还原了伪满洲国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双城堡街道的旧日风情与日伪统治时期兵荒马乱的景象，比如，七三一部队的特务组织、特别移送、暗设据点、谍报场所、人体试验等。小说着重塑造的人物形象“我爷爷”、草上飞、摩托王都是普通的中国老百姓,但为了民族的解放，内心的“灯火”依然汹涌燃烧，期盼夜幕下哈尔滨的黑暗统治不会太久，抗日的火种终会迎来黎明。作者在全篇没有对这几个人物做任何的“拔高”，在看似平淡的叙述中，把这几位英雄形象塑造得形神兼备。《重逢》(李睿)讲述的是抗联英雄关天云的故事，小说行文逻辑性强，文史互证，虽虚构，却极尽写实之能事。1946年时任滨江省主席的关天云和警卫员小吕被暗杀，这一天关天云恰好收到已经失联了十二年的家信，他兴奋地拉着小吕到中央大街要给即将重逢的母女俩买东西，不幸在马迭尔附近遭到暗杀。关于关天云抗战时期故事的呈现是通过他的家信和回忆进行的，他和小吕买东西所逛的中央大街一带曾是他当时作为地下党秘密工作的地点，关天云参加抗战十二载，这一天他没有与还活着的亲人重逢，却和杨靖宇、金剑啸等当年战友在记忆中隔空重逢。小说故事的叙述者是“我”，时隔六十八年后，我作为纪录片导演找到了关天云的女儿圆圆，她拿出了当年父亲珍贵无比的家书，而我和关天云的关系也较为密切，我的奶奶目睹了关天云和警卫员小吕的死亡，受了刺激发疯。小说时间跨越七十余年，作者选择了三个时间节点――抗战时期、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以及新世纪的2014年进行故事讲述，将本应该以鸿篇巨制才能再现的抗战故事用短篇小说的篇幅来实现。《抗日者》(段久颖)塑造了为抗日牺牲的吴广大、叶之千等一些无名英雄形象;《杨矮个》(张津友)主要讲述了在抗美援朝70周年时间节点上，当年抗美援朝士兵杨立志对一次战斗的回忆，杨立志是尖刀班活下来的最后一个人，而最后一个活下来的士兵已经年逾九旬，生命垂危，小说写出了战争的残酷与战士们不畏牺牲的精神。
二立足现实问题反思人性伦理
乔迁的作品表现了人在伦理习惯桎梏状态下的无奈与无力，《家年》(乔迁)的基调比较沉重，描述了一个北漂青年关于“家”、关于“年”的“难言之隐”。“回家过年”的传统被传承，但对于林莹莹一家人来说，林莹莹工作在北京，父母家在哈尔滨，外祖父母在农村，每逢过年一家人都要劳累奔波赶往生活环境恶劣的乡下，如果不回乡下过年就会被视为“不孝”，每年看似团圆，其实每个人都痛苦不堪。小说真实地写出了在传统伦理孝道与现实社会严重脱节的状态下，被伦理传统桎梏下的人们生存的无奈。《小村无恙》(尤秀玲)聚焦农村脱贫问题。脱贫攻坚战的最后一年，新上任的村主任蔡斌努力帮助脱贫困难户于福禄脱贫，甚至在暴雨中为了搭救他而自己受伤，小说塑造了蔡斌这种农村新人干部形象。《牛过香草河》(罗永春)通过老柏和刘章一的不同命运，反映了乡村留守老人的问题。老柏和刘章一的儿子都在城里工作，老柏在儿子家住了一段时间，尽管儿子儿媳都对他很好，但他始终不习惯城市生活，坚持回农村，并且找到了晚年伴侣刘三妹。刘章一与老柏是战友，但命运截然不同，儿子儿媳闹离婚，刘章一去城里调解，不料被进城打工开三轮的农民撞死，妻子兰芝哭坏了眼睛，儿子把孙子带走后就没了音信。最后刘三妹将兰芝接到自己家中照顾，并且老柏出钱给兰芝做了复明手术，手术成功。最后老柏牵着仅剩的两头老黄牛�过了香草河，与刘三妹生活在一起。尽管作者在行文过程中已经尽力将乡村留守老人的生活做了浪漫化处理(比如老柏的结局)，但依然掩不住乡村留守老人生活的困窘与生存的残酷。《一个人与一条河》(董岐山)揭露的是以权谋私、官官相护的体制弊端。被误诊癌症的退休老干部高磊在家休息，无意中发现本该处于禁渔期的河里有人非法捕捞，高磊拍照并将照片转发几个微信群聊，随意的举动却引起轩然大波，导致林业局长下台，而自己也被林业局长的小舅子翻旧账，用女儿高妍的前途来威胁他，逼迫高磊承认“青少年宫”贷款一事是自己失误导致公款损失。小说的结尾，破坏生态者得到惩罚，高妍也考取了公务员，并与林业局长的小舅子成为同事。
《故事大王》(杨知寒)是校园题材的故事，小说通过二十年后的一次小学同学聚会，由当年被封为“故事大王”的我叙述了孟文静、郑旺、季老师及儿子小漂亮的人生悲剧，这些人的悲剧起因于我要当“故事大王”的欲望。我对孟文静不孝流言的散播，对季老师个人隐私妄加揣测等行为，导致悲剧的发生。《幕后新闻》(申志远)以记者谭飞为中心人物构成人物关系网，谭飞是一名电视台记者，功成名就、衣食无忧，在物质条件上得到了满足，但他在精神上是匮乏的，谭飞和列车员李彤在一次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中相识,除了谭飞和李彤这一组人物外，还有林薇和马台长等也存在着这样的关系。通过展现当代人的真实生活状态、复杂的人物关系，表现了权力和欲望支配下的精神物化。《一步之遥》(董岐山)关注医疗问题，薛天成廉洁从医，退休之后被返聘，从被返聘开始逐渐迷失了本心，为病人开高价药捞回扣，直到再次遇到费强父子，薛天成的心理承受着义与利的挣扎，最终迷途知返。
三现代性的生态反思与地域书写
中国当代文学生态意识的渐趋明晰是在1990年代以后，在这之前盛行的是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是征服和利用，或者借用自然书写进行历史反思。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生态文学是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相对于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张扬感性审美主义的旗帜，容易陷入虚无和疯狂的深渊)，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强调生态学的有机整体观，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的价值取向将取代现代性的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偏执。黑龙江很多作家的文学创作已经颇具生态意识，《寂静的森林》(乔迁)小说一开始描述酒吧老板，孤独地坐在那儿，营造了一种孤独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下，酒吧老板向“我”讲述了他七天徒步穿越森林，遇见“活物”狼的惊险而意外的遭遇，虽然故事偶然传奇，但作者叙述极为平淡，遂引起思考：狼在酒吧老板徒步穿越森林的七天里不攻击酒吧老板，原因是什么?而“我”提出狼是群居动物的时候，酒吧老板说只有一匹狼，这些看似不符合常规环境的事实，正是作者借酒吧老板之口在文章结尾处说“它……太孤独了!”小说将两个完全不同的空间同时呈现在读者面前，酒吧极度喧闹的氛围与森林的孤寂清冷形成强烈的反差，通过这种巨大的差距引起人们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共生之道的思考。狼摒弃天性寻求孤独中的陪伴，也间接地暗示了人与动物一样，孤独是永远逃避不开的。正如叶广岑所说：“能感受快乐和痛苦的不仅仅是人，动物也同样，它们的生命是极有灵性的，有它们自己的高贵和庄严。我们应该给予理解和尊重。”当下大部分作家已经具有了鲜明的生态意识，同时以生态观为基础的文学创作也会对现代文学有比较成熟的批判意识。阿成的《穆鲁的大篷车》，写“我”受马馆长之邀来到“塞齐窝集穆鲁”，大篷车就在塞齐窝集穆鲁的森林中，是一个小厨房。大篷车稍显简陋，没有城市饭店的喧嚣繁华;远离城镇，交通不便，但靠着森林，食材应有尽有。掌管这间厨房的老秦做菜手艺是一绝，更有过一段传奇经历，年轻时吹拉弹唱，但不合时运，后来成为厨师，现在干得风生水起。因为老秦和这辆大篷车，塞齐窝集穆鲁森林成为镇上招待客人的保留项目。穆鲁的大篷车象征着城市人对森林、土地以及传统的复归，但作者在作品中也透着一丝隐忧，虽然身处自然，但仍然不能摆脱现代文明带给人的束缚。《蓝水》(刘波)聚焦环境污染问题，讲述了由“宏伟铝业”开办工厂造成巨大的环境污染，蓝水村村民因此病痛缠身。通过蓝德书的视角，看到了以李万勇为首的“抗争”派对以“花蝎子”为代表的黑恶势力的反抗，阴差阳错地扳倒了这股势力。但小说并不仅限于揭示环境污染的问题，而是进一步深入对人性的反思。纪老驴辛苦一辈子，骤然枉死却只落得被当做敲诈幌子的结局;李万勇有前科、凶狠暴戾、敲诈勒索，却阴差阳错因为从电视塔上掉下而成了英雄;蓝德书原本是有文化的高中生，却沦为李万勇的手下，他曾举报过这些黑势力的罪恶源头，但无济于事，原本做事为村民着想，最后被村人私自报复。小说不但对从上至下的违法产业链进行揭露，而且揭示了只顾眼前利益的“村民们”的自私人性。
《裸根外传》以普通农民裸根的经历表现了碱沟屯的风土人情。“裸根”原本是没有泥土、将根系裸露在外的植物，这是小说主人公裸根随遇而安、古道热肠却又不服输的劲头的映射。裸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爱好打猎，手中的猎枪是从上一代猎手“赵阎王”那里继承而来的。赵阎王一生义薄云天，曾无数次帮助邻里乡亲，但他无儿无女，只认了一个干儿子叫王小眼，王小眼并没有继承他的道义侠情，只为贪图其遗产。但赵阎王的遗产只有一杆猎枪，裸根继承了他的猎枪，杀牛、治病以及和王小眼打赌，裸根继承了猎枪也传承了猎人的侠义热情。这篇小说显著特色是对地域风情的展示，开篇介绍春耕，人们连说带笑地下田，唱的曲儿走了调，打春谷雨，封垅挂锄;包括对裸根家里的描写：“窗户不大，蒙着塑料纸，屋子矮小，亮得晚……八仙桌，碗架子，地炉子，一嘟噜一串的苞米红辣椒……”还有对赵阎王的葬礼描写等都非常具有东北地域特色。《音乐四姐妹》(朱珊珊)以哈尔滨音乐之城为叙事背景，讲述了一幅老照片上的四个女孩的人生命运，四个女孩没有真实的名字，小说中是以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命名，以她们与音乐的故事呈现了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的时代社会以及哈尔滨特有的地域风情。
四对女性婚姻与生存境遇的观照
对女性的观照一直是龙江作家文学创作的焦点。陈力娇习惯书写普通人的生活，特别是书写处于各种关系――包括家庭、邻里、同学以及同事关系包围中的女性生存状态，作家试图通过女性形象来展现理想的人性与生命力量。《包围》讲述的是经济拮据的新婚夫妇李烂漫、鲁安寨和陈太太、苑太太、鄂太太三家同租一幢房子，通过四家人之间产生冲突到矛盾解决的过程，表现处于邻里关系包围中的女性群体日常的生存法则以及处于困境中的生存智慧。《无畏西东》讲述的是同事之间的关系，小城二人转剧团里的新秀李麦田和主角程古汉之间无端产生矛盾，两人用尽各种方法较量，最终酿成无法挽回的火灾祸事――火灾造成全团近百名职工半年工资的损失，程古汉烧伤被刑拘，李麦田也意识到此祸事是自己嫉妒、贪婪造成的恶果。小说最初成稿时叫《一见你就烦》，发表时改为《无畏西东》，而“无畏西东”正是作者通过小说所要表现的对人性的审视。灾难起于人心，救赎之路的寻求也要由心始――无畏西东，永葆本心。小说中的玉芙蓉是两个男性之间现实矛盾的调和者，她为人真诚，主动帮助受排挤的新人李麦田，可以说是其人生的救赎者。女性给激烈竞争的现实世界以人性亮色，带来现实生活的温暖，使得世界情感化、文明化。《小妈妈》中的七喜身份是后妈或相当于后妈的角色，在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夫妻关系以及母子关系中，母性是构建祥和安宁人际关系的一抹朝霞。陈力娇塑造的女性形象都具有奉献与包容的美好精神品质，女性抚平了其他生命的创伤，让他们重新获得生活的方向、生命的意义，正如作者所言，“优秀的女人不是做的，是与生俱来的，开始就博大，就辽远，就是大地”。将目光投向女性观照的还有《幸福和谁有关》(王立红)，小说通过农村姑娘楚豆逃婚来到城市的奋斗以及情感经历，所要探讨的问题正如题目所揭示的――女性的幸福和谁有关?
一些关注女性婚姻问题的作品，如《一团花火》(薛喜君)，作品中的蒋亚楠和柳铁是同行兼好友，两人都经历了婚姻的失败，但面对婚姻失败的态度让她们有了不同的人生结局。蒋亚楠在婚姻中精神出轨，丈夫丁本木肉体出轨，这样的婚姻不幸让蒋亚楠患上了婚姻恐惧症，最后选择自杀;柳铁三次婚姻失败，虽然没有放弃对爱情的寻找，但作为创作者，她再也不想触碰婚恋题材的写作了。失败的婚姻原因各有不同，但结局都如一团烈焰，毁灭身心。《鸦雀成群》(薛喜君)围绕着刘向群和妻子杨尼妮以及初恋杨博一之间展开，杨博一回到小城，在刘向群寂寞的婚姻中激起涟漪，但这点涟漪又不足以让刘向群的婚姻破碎，最后也只能惨淡收场。《借宿》(杨知寒)通过孩子的视角讲述了父母一段名存实亡的婚姻，母亲在遭到父亲毒打后，带着我去情人小康家借宿，小康以为通过与我的沟通会说服母亲离婚，但母亲为了我最终还是选择和父亲一起生活。我也因为生活在无爱的家庭中感到痛苦，独立后很少回家。小说的精彩之处在于以“借宿”为核心故事、以孩子的视角讲述，既写出了无爱家庭中孩子的痛苦，也表现出了中年夫妻所谓为了孩子勉强生活的不幸婚姻的双重情感体验。对于婚姻问题的探讨还有廉世广的《梦幻烟花》《广度小区》等。
除了对女性婚姻的关注外，对各色女性的生存境遇也有所表现。《香气扑鼻》(赵仁庆)讲述的是一个情妇走上不归路的故事。林小红是我的学生，二十年后因为一次偶然的撞车事件再次相遇，此时当年毫无亮点的林小红已经富贵逼人，是某大号首长的情妇。但她心有不甘，在扶上正位无望的情况下开始报复大号首长，她将财产暂时转存至我的名下。大号首长违法本来应该倒下，但是在林小红的一番操作后，却被擢升为省部级领导，她自己反而因涉嫌诬告陷害犯罪，在审讯期间自杀身亡。《藏起脸的女人》(刘波)中的“她”跟母亲的情人有了私情，年少叛逆期自以为是的爱情观让她陷入生活的困顿，最后她和两个孩子被日益冷淡的男人抛弃。《归零》(墨凝)关注的是随着短视频崛起，一群90后女性主播群体的城市生存状态。小说通过80后传媒公司运营管理左凝与90后单亲妈妈女主播苏雨的一段感情纠葛，塑造了以苏雨为代表的90后迷茫脆弱而又虚伪自私的一代，她们是“危机感最强的一代，拥有太多的梦想，却不知道怎么去实现的一代，峰回路转剧情不断反转的一代，她们的兜里揣着大把大把的VIP银行卡、信用卡、健身卡、社保卡、医疗卡……不断地换工作，不断换租住地儿，不断地换着男朋友，她们把自己伪装得像模像样，隐藏着内心的焦虑与脆弱”。
五现实人生与传统戏曲的互文
以传统戏曲文化观照当下的现实社会，在精神上保持着与传统经验的天然联系，既饱含着对现实境遇下传统戏曲精神延续的期待，也表达了作家对传统戏曲文化的当代性转换作出的理性思考。二人转是流行于东北地区的戏曲艺术，深受农民群众喜爱，《水漫蓝桥》(杨知寒)将这种二人转元素融入小说创作中，通过蓝桥饭店厨师杨义之口，讲述了一群深陷过往情感泥淖中无法自拔的“痴人”们，在北国的冬天里抱团取暖、相互慰藉的故事。“蓝桥”是小说中人物命运的纽带、是小说的中心意象;杨义在追求前妻时与她一起看的二人转是“水漫蓝桥”，身为戏子的刘文臣与旧情人相约一生一世一同唱下去的戏文是“水漫蓝桥”。他们过去、现在、未来的生活都与“蓝桥”交织在了一起。从表层意蕴来说，“蓝桥”是老板娘和杨义过去爱情从萌生到死亡的见证，也是促成他们新一段爱情和人生开始的媒介;对刘文臣来说，“蓝桥”是身为“魏奎元”的他与“蓝瑞莲”的定情信物，是他对艺术的坚守、对爱情的执着。至于“蓝桥”所象征的深层意蕴，“蓝桥”是他们这群“痴人”放不下的过往好时光，是他们一直盼望的明媚春光;做着美女环绕白日梦却依然放不下前妻的杨义在饭馆里等待，想凭着两道菜重温旧梦的刘文臣，这些细节伴随着一个个元素、场面，共同组成了小说的情感张力。最后，以明媚春光中的杨义提着鸡蛋走进浴池寻找刘文臣的细节结束。冬天与春天，时序上前后呼应，完成叙事的同时暗示着“痴人”们的春天的到来。《余韵》(杨中华)中的秦楼三十岁前将唱戏当作人生理想，十六年苦练，虽只是配角，没唱过主角，但他依然坚持，直到三十岁时练功过猛，摔断了腿。三十岁后在母亲的逼迫下成了采油工，娶了当年嘲笑过他的许莲池，有了稳定的生活。儿子秦关也是戏坯子，在他的指导下开始学戏，而且父子俩还在一次矿区汇演中获得了如潮的掌声。作者通过秦家两代人的学戏历程，深刻揭示“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道理，正如秦楼所悟：“技艺再好，毕竟是术，只是人生的点缀。若是没有平凡庸常又五味杂陈的人生，没有形而下的世俗生活做底，眼前这恣肆风发的一刻，也来得过于虚渺，不够真实――尽管这一刻稍纵即逝，之后又回归庸常的形而下的人生。”
贾新城的《锁麟囊》和《挑滑车》也都深刻体现了“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悲剧主题，并且将传统戏曲文化深植于现实人生故事的讲述，小说在叙事内容与形式方面都较成功。《锁麟囊》讲述了浪花乡派出所所长王木多、副所长马伯乐、内勤潘红以及“5号”借助“锁麟囊”共同将七年前的一场命案罪犯缉拿归案的故事。从犯罪嫌疑人衣而三到小镇挖煤工赵化勇，六年隐姓埋名的逃亡生涯，已让他历经生死、脱胎换骨，本以为一场重大瓦斯爆炸事故可以让自己彻底与过去告别，但一个锁麟囊让他再次与七年前的过往发生链接。小说以京剧《锁麟囊》为名，在母亲苏怀瑾的眼里，锁麟囊是她的儿子衣而三;在衣而三那里，锁麟囊是对母亲的思念;对王木多来说，锁麟囊是一段京剧，也是确定赵化勇就是衣而三的确凿证据，王木多在接到“5号”的消息后情绪激动，锁麟囊唱词脱口而出，在逮捕了衣而三后，以锁麟囊唱词作为结束。《挑滑车》的构思和叙述形式很巧妙，通过袭警越狱者巴三陷落网，以及越狱前后相关人物对巴三陷故事的叙述，既完成了对巴三陷“挑滑车式”悲剧人生的展示，又聚焦了新冠肺炎疫情、传销、直播打赏、网络犯罪、疫情之下的实体经济发展等当下现实问题。
贾新城、杨知寒等作家尝试进行传统戏曲与现实人生的互文写作，那么梁帅的《盗墓笔记及注释》所进行则是小说叙事形式的“互文”性写作实验。《盗墓笔记及注释》由正文和注释两部分构成，正文讲的是一个盗墓的故事，元常爱好书法，并将韦诞作为竞争对手，韦诞是知名的书法大师，扬言自己有蔡伯喈的书法秘籍，在一次酒席中，元常因为喝酒的缘故，加上过于沉迷于书法，渴望成功，做了一个有关书法的梦，差点儿让他一睡不醒。韦诞去世后，元常找来发丘将挖韦诞的坟墓，借此得到韦诞手中的书法秘籍，在秘籍上看到“欲求笔法，先救昭姬”，元常求丞相救回昭姬，昭姬被救回后，元常向昭姬询问书法秘籍，得知只是蔡伯喈故意说的，并没有秘籍一事。注释中则解构了正文所讲故事，说钟繇挖了韦诞的墓穴，根本就没有这种可能，因为据考证韦诞年龄比钟繇小很多，历史记载他卒于253年，钟繇去世于230年，不可能早死的人去掘晚死之人的坟墓。所以盗墓之说完全属于捕风捉影的八卦。
作者简介：
孙胜杰，哈尔滨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地域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原文发表在《黑龙江文学发展报告(202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