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06 来源：
读解永敏的《表婶》(载《红豆》2023年第6期)，一篇彻头彻尾写中国农民故事的小说，我的耳边却似乎久久回荡着美国作曲家亚伦•柯普兰的那首名作Fanfare For The Common Man。这首乐曲的标题，不知是谁最先译为《为普通人而作的鼓号曲》，却未能准确传达出fanfare一词在英美文化语境里的固定含义，也就无法使中国听众准确理解作曲家的本意。它固然有“鼓号曲”的意思，却又绝对不能等同于时下婚丧嫁娶仪式上吹吹打打的洋鼓洋号。fanfare在英文中指的是“号角华彩”或“号角齐鸣”，来源于古代的庆典仪式上、乐队在王公贵族们入场之前用号角演奏的响亮短曲。在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中，但凡国王出场，必有“喇叭奏花腔”一语露面，朱先生以此来对译原文中的flourish一词，而这个flourish正是最典型的fanfare。柯普兰将原本专属王公贵族的fanfare用于“普通人”，其曲调之光辉灿烂、豪迈庄严，丝毫不逊于雍容华贵的王室之风，意在赞颂普通人，赞美他们身上那种孕育于平凡之中的伟大。而《表婶》这篇小说，也恰可视为作者为普通人谱写的一曲颂歌，嘹亮且壮美，丰沛而感人。
正如小说题目所言，作者用并不太长的篇幅，向我们展示了“我”的表叔表婶之间可歌可泣的、“让人感觉不可思议”的“爱情”。它在时间上跨越了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当下的将近五十年，在空间上则从东北辽阔的松嫩平原到山东的黄河之滨。在如此巨大的时空中，必然充满了无穷的传奇，以及一言难尽的隐秘;在这传奇与隐秘的背后，则是天翻地覆的时代变迁，以及伴随着这变迁的汗水与泪水，欢声和笑语。但更令人掩卷难忘的，是“表婶”这个自始至终都在追求自立与自强的女性形象。她以东北女性所特有的豪放、泼辣的性格，历经曲折仍然同命运不懈抗争。虽然她的一生正如她自己所说，“灾难最多的是女人，女人很多时候做不了自己的主”，却并未放弃把握自己命运的努力;即使她有过因为受到不公正待遇和宵小之徒的蒙骗而投江的冲动之举，也是先要“从地上拾起一根棍子，朝着胡四国劈头盖脸抽了过去”，在给予负心人应有的惩罚之后做出的生死抉择。
小说中的表婶，似乎是一个时下影视作品热衷塑造的“大女主”的形象，但是与《风吹半夏》中的许半夏、《幸福到万家》中的何幸福不同，她所生活的背景并非单纯的城市或乡村，抑或是常见的从农村到城市;作者别具匠心地安排表婶从城市到乡村：想当初，她可不是“等闲之辈”，而是昔日“齐齐哈尔铁路客运段的先进工作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十年间都被普通人家艳羡的铁路职工。如果不是在特殊时代赶上了特殊的“形势”，她很可能会被“结合进那个年代客运段的老、中、青领导班子”，成为许半夏、何幸福们难以企及的国家干部。是特殊的时代语境导演了表婶的命运悲剧，使她的人生境遇不断“降格”，甚至沦落成冒着摔伤的风险去采摘香椿芽卖钱、在河工工地上饱受村干部凌辱的村妇;但同样也是时代的变迁，造就了她日后成长为乡村企业家和村干部、并进而成为率领乡亲们脱贫致富的带头人的喜剧。恰如莎翁名剧《皆大欢喜》中所说，世界是一个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他们都有下场的时候，又都有上场的时候，一个人的一生中扮演着好几个角色。表婶的人生可谓是潮起潮落，有波谷亦有波峰，就像在人生舞台上倾情献演一出以时代为宏阔布景的“正剧”、一出情节跌宕起伏的动人大戏，而她无疑就是这个舞台上、这出大戏里当之无愧的主角。
表婶这种坚韧不拔、敢于搏击命运的性格，既来源于东北传统民间文化中“求生意识”对普通人潜移默化的心灵浸染，也是她童年、少年时代特殊经历锻造的结果。五岁丧母，原生家庭从此破裂，给她幼小的心灵蒙上了浓重的阴影;尽管六岁时父亲给她娶了个后妈，但就像手艺再精湛的锔匠也无法将破碎的瓷碗完全还原成最初的样态，她再也无法体会到正常人家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享有的那份欢乐与温情。虽然母亲去世后“日子也并不怎么难，缺少的仅仅是母爱”，但这种缺失往往会影响人的一生，更何况对于表婶而言，她能感受到的“父爱”原本就不怎么充分。小说中对表婶父亲的所作所为着墨并不多，但就是在这有限的篇幅中，读者也能明显地感受到他完全算不上一个合格的父亲。试想，哪个满怀“父爱”的父亲，会朝着尚不谙世事的、面对母亲的离世只能拉着父亲的衣角嘴里不住地喊“妈妈”的五岁小女孩吼出“你妈妈死了，再也回不来了”这样的话?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创伤太过于刻骨铭心，在小说结尾，接到儿子在东北铁路站台出事的噩耗之后，尽管表婶“一下瘫倒了”，而且“两天两夜没喝一口水”，却仍旧因为“一生的疼”而不肯回东北。如果说，表婶性格中最突出的特点、或者说优点就是“敢爱敢恨”，那么，它也是血与泪凝结而成的。
作为铁路局的一个处长，表婶的父亲能带给女儿的或许只有“不错”的家庭条件，以及凭借自己的权力和社会关系并“费了很大的劲”，安排女儿到三百公里之外的铁路技校“免试”入读。甚至多年以后，他还能给此前从未见过面的外孙万海在哈尔滨的“铁路上”安排一个搬运货物的工作。这个细节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是小说“时代感”与“地域感”的集中反映。在近年来涌现出的一大批“新东北”写作中，我们总能看到类似的情节反复出现：主人公们在少年时代读技校、步入青年时代以后或“接班”顶替父母、或被分配当工人，继而恋爱、结婚、生子，一个人的人生履历几乎从一出生便被“社会”这位书记官写好，或者是许多人的人生履历像被“时代”这台复印机批量复制出来一样。而“新东北”写作的一大主题，正是要反映出这种“机械复制”式的、被规定好的人生道路在无形之中带给人的心灵戕害，以及人为了与其抗争而付出的血与泪的代价。这是一种特定年代形成的特殊“文化”，正如雷蒙•威廉斯在反思“文化”这一概念时所说的那样，“文化观念的历史记录了我们在思想和情感上对共同生活状况的变迁所作出的反应。我们所说的文化是对事件的反应……这些事件同样也记录在我们总体的历史当中。关于文化观念的历史记录了我们的意义和定义……文化的观念是针对我们共同生活状况所发生的普遍和重大变化所作出的一种普遍反应。”(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也就是说，“文化”不是超越生活的理念性的东西或“思辨”的产物，而是确确实实存在的，甚至被许多读者亲身体验过、至今记忆犹深的“共同生活状况”，或曰“生活方式”。相信许多读者读了这篇《表婶》以后，会因为与主人公有过(或者是亲眼所见亲耳听闻过)类似的生活经历而与他们产生共情。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作者似乎很喜欢使用“故事”这个词，并且有意地让主人公以回忆的方式来讲曾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例如，小说的开头一节，就是以第三人称的形式讲述了一个住在江边窝棚里的男人救了一个跳江的女人的故事。直到讲完，读者才发现，这个故事是“表叔”讲给“我”听的，而且是“很意外地讲起了这段故事”。“表叔说他本想把这段故事珍藏着，就他和表婶两个人知道，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越来越想让更多人知道了”，而整篇小说的主干，要么是由“我”来转述那段被表叔表婶视为“一生的财富”的故事，要么是让表叔表婶直接充当故事的讲述者。为了加深读者对这个“故事”不凡意义的领悟，作者还借用了电视剧《渴望》片尾曲的歌词“故事不多，宛如平常一段歌，过去未来共斟酌……”，以此来凸显“不多”“平常”与“一生的财富”之间的张力。如此强调“故事”，再加上文中屡次出现的意思约略等同于“故事”的“传奇”和“童话”等词，我们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作者热衷于当一个“讲故事的人”，同时也塑造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人”的形象。“最近越来越想让更多人知道”自己人生故事的表叔，显然不是本雅明所说的“小说家”，因为所谓“小说家”是一个孤独的、“离群索居的个人”，他思考这个世界却无法理解和把握这个世界，因此他既不能从别人那里得到忠告，也无法给别人提供忠告，“写小说意味着在人生的呈现中把不可言诠和交流之事推向极致”，“此人已不能通过列举自身最深切的关怀来表达自己，他缺乏指教，对人亦无以教诲”;相反，“讲故事的人取材于自己亲历或道听途说的经验，然后把这种经验转化为听故事人的经验。”(本雅明：《讲故事的人》)“讲故事的人”试图讲述、传达的是一种共同体的经验，而表叔正是希望能有更多人知道自己和表婶的人生故事，读者也因为拥有类似的生活经验、“共同体经验”，而能与其形成“共情”;此外，除了“共情”，“一个故事或明或暗地蕴含某些实用的东西。这实用有时可以是一个道德教训，另一种情形则是实用性咨询。再一种则以谚语或格言呈现。无论哪种情形，讲故事者是一个对读者有所指教的人。”(本雅明：《讲故事的人》)在《表婶》里，这种“有所指教”，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几个方面：人要勇于同命运抗争(表婶认清胡四国的真面目后与其决裂、对陈禾子的骚扰和“鼓动离婚”予以主动回击甚至不惜当“问题人”)、在他人危难之际要主动施以援手(杜威在“闯东北”一路上对表叔的援助、表叔不顾江水的寒冷救助跳江的表婶)、人要知恩图报(表婶对挽救自己生命的表叔以身相许、时隔多年后表叔仍想着要报答杜威以致成了“心病”)、人为了改变自身境遇应该抓住生命中转瞬即逝的机遇并奋力“折腾”(表婶创办民宿“牛河水居”、贷款几十万办厂)、人应该胸襟坦荡顾全大局(表婶推荐陈禾子接替自己当村干部)，等等。凡此种种，都是本雅明意义上的“现代”“小说家”们竭力避免在自己的作品中出现的。
也许在许多追求“现代感”和“后现代感”的作者和读者看来，《表婶》所讲述的“故事”，情节老套而又充满说教的意味，是远远落后于“时代”的“赘疣”。他们所倾心的是那种从个人的偶然境遇生发出来的、试图摆脱“总体性话语”束缚的、拒绝传达道德观念甚至搁置道德、伦理判断的“小说”。然而，对于这些小说在把握周围世界时的乏力、面对现实生活时的失语，他们却往往视而不见。对个体经验的过分强调和对普遍、集体经验的故意回避，使得现代小说越来越深陷自说自话的泥淖之中而无法自拔。名义上的“个人”和“日常”，实质上却是最脱离大众和“普通人”生活经验的呓语，与读者之间的距离由此越拉越远。此时重提“讲故事的人”与“故事”，是可贵的反思和必要的反拨。《表婶》恰如一支“为普通人而作的鼓号曲”，它为普通人的生活、命运鼓与呼，撼动的不止是我们的心灵，还有我们的文学观念。
(原载《红豆》2023年第6期)
【作者简介】
宋嵩，山东东营人，一九八五年生于济南。文学博士。现为《长篇小说选刊》杂志主编，副编审。著有评论集《琅嬛流麦》。
原刊责任编辑 练彩利
原刊特邀编辑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