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5-02-12 来源：
对一部文学学术专著的细读和评价，有一个重要的进入角度，即从学术问题、学术知识、学术方法和学术价值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去把握其中的新问题、新资源与新结论。“问题系统、知识系统、方法系统和价值系统这四个层面的划分与辨析，对于学术史研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们分别指向研究者的学术动因、思想资源、言说理路和研究目的”（张光芒：《论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的建构及可行性》，《当代文坛》2018年第4期），这即是文学学术史的审视路径。这一审视路径，有利于探析时代文学发展的基本话语逻辑，探究时代文学的小说理念、创作观念、批评的批评与研究的研究中的资源与方法等的具体面向，进而有利于科学评价时代文学发展中的思想价值标准和审美品格问题。
周新民教授的学术著作《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研究》是对中国当代小说理论的变迁进行发现、阐释与“批判”的集大成之作，是中国当代文学学术史研究的重要收获。该著作从小说传统话语的承袭与现代性话语的演进等角度出发，总结不同时代下的作家创作谈言说、学者小说探究和学者的时代文学思潮探析等文本中所呈现的小说的“理论”发展史，探析并阐释不同时期小说理论的主调，揭示出既属于本土又具有现代属性的小说理论话语表达。总体而言，通过对中国当代小说的理论发展史的爬梳与阐释，总结不同时期小说理念与价值的具体呈现与发展流变，体现出周新民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小说本位话语的具体思考，是本著作的主要特色。
著作共四编，采用的是总分的论述结构。第一编即综论，主要透视、探析如下三大问题：中国当代小说理论承袭与嬗变规律，作为美学追求和创作原则的“现实主义”的具体形态，小说理论的社会功利性与审美无功利性。后三编按1949年至1976年、1977年至1990年代初、1990年代中期至新世纪的三个分期进行详细阐述，系统论述不同时期小说理论的重要议题、核心问题。后三编在学术问题上主要解答了不同时期小说创作的总体美学风格、不同时期小说批评与研究所侧重关注的话题与问题，即集中辨析了主题、语言、题材、人物、情节、思想性、艺术性、本土性、现代性、伦理价值、叙述修辞、意识流、结构主义、新批评、大众文化、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小说理论”的基本议题。在周新民这里，当代小说理论的发展变迁，是由众多学者与作家的精深而细致的探究建构起来的，他们是：胡风、赵树理、茅盾、冯雪峰、蒋孔阳、唐弢、柳鸣九、汪曾祺、王蒙、杨绛、刘心武、张德林、程德培、赵毅衡、张抗抗、季红真、李庆西、黄子平、李陀、南帆、杨义、吴功正、陈平原、陆贵山、陈晓明、傅修延、李劼、李洁非、李建军、周政保、耿占春、刘醒龙、关仁山、谈歌、何申、雷达、曹征路和李云雷等。上述学者与作家是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的直接见证者和参与者，他们的论述与观点，是周新民著作在学术知识上关注的重要对象之一，即批评的批评和研究的研究所关注的对象，为周新民著作提供了讨论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的全局性视野。
著作在小说理论建构的资源取径上是多维、多元的。一方面，在《文艺报》《文学评论》《文艺月报》《学习与批评》《文艺学习》《蜜蜂》《文艺研究》等文学评论类报刊之外，周新民非常注重对文学创作类报刊上刊发的讨论小说基本问题的文章的梳理与阐释，从中提炼总结出具体历史阶段下的具体小说理论主张。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解放军文艺》《解放日报》《天津日报》《新港》《长江文艺》《萌芽》《钟山》《北京文艺》《天津文艺》《上海文学》《四川文学》《福建文学》《天涯》《十月》《作家》《山花》《文汇报》《文学报》等。这类报刊在讨论小说议题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强调对创作经验和小说主体等文学内在问题的讨论。另一方面，周新民非常注重对作家小说集的前言、后记，以及作家访谈录中所体现出的小说理念、创作观念的提炼与品析。换言之，本著作的小说理论建构主要倚重于不同时期学者和小说家关于小说理念、创作艺术技巧等方面的具体言说，言说的对象既包括小说内在的基本问题，又包括小说与外在世界复杂关系等诸问题。因而，本著作所持守的资源取径即关注对象，既包括体现小说理念的重要文学现象，又包括体现小说理念的重要创作文本，还包括重要小说批评文本和重要小说家创作谈文本。这种多元化的资源取径，确保了著作对于小说理论的总结与阐释的严密与翔实。
周新民对“小说理论”的细分标准是新颖、独特的。著作对广义的“小说理论”作了进一步分解，分为具有无功利性审美属性的“小说学”，和具有社会历史功利性追求的狭义“小说理论”。这种细分建立在小说的纯文学意义与文化政治意义对立统一的基础上，强化了文学内与外的兼顾、审美与思想的并存，且肯定了“小说学”是对具有共有属性的小说话语的抽象与凝定。在周新民眼中，“小说学”指的是那种在一定历史阶段具有稳固性和共识性、指向小说内在规律、“体现当代小说理论自身理论建设的思考”（周新民：《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58页）的小说理论话语。即“小说学”是小说理论的子概念，前者专门性地关注于小说本身的理论建构，而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还涉及小说与外在历史社会关系的探究。“小说理论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小说理论具体的构成，如人物理论、情节理论、主题理论、形式理论等，都是一定历史时期具体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相碰撞而产生的理论命题”。“举凡小说批评、理论家关于小说的各类探究、小说家的创作谈、小说家和批评家的对话、小说家的笔记等，都属于小说理论的范畴”（周新民：《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59页）。周新民对于“小说学”与作为上位概念的“小说理论”这二者的基本内涵的限定，使得本著作在小说理论发展史的具体问题的讨论上、在具体学术问题的设定上，有了明晰的主题与方向。因为，“小说理论”的发展史研究，首先应当明确小说自身独特规律的捕捉和阐释，聚焦于对小说基本构成要素的新变的考察，应当着眼于小说这种文类的内在机制的更迭或回归的探索。
理想形态下的每一个时期小说理论的言说，都应有丰厚的文学事件和创作现象等作为支撑。周新民著作关于小说理论的建构，并非简单地重复表述西方文艺思潮的中国接受、旅行和变异的阐释，而是通过归纳、总结、分析不同时期最为突出的创作风潮、最具代表性的创作模式、影响巨大的文学流脉等“事件”背后的小说理念、创作观念问题，来探寻属于这一时期的主流的小说理论的多重呈现。换言之，本著作在阐述由小说批评而提炼总结来的小说理论时，更加关注小说相关文本本身所呈现的价值形态、审美追求及其背后的理论呼吁，以此来与一般的文学史、批评史和思潮史的表述区别开来。如1949—1976年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1980年代的“东方意识流”创作和1990年代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底层写作和新都市小说创作等，这些创作是本著作进行具体的小说理论发展史阐释的重要依据。
本著作在对小说理论发展史进行归纳和阐释时，有两个重要分类角度，即思潮文类的角度和言说主体的角度。就前者而言，本著作将小说理论归为四类：现实主义小说理论、抒情小说理论、形式本体小说理论和“文化—形式”小说理论。从中国当代小说的具体历史时期区分来看，这四个层面是此消彼长、承袭革新的关系。就后者而言，本著作又依据言说者的身份、思维方式、理论深度的不同，将小说理论建构分为学者的建构和作家的建构。所谓学者的建构，即文学批评者和研究者就小说创作现场、文学现象和小说基本问题进行探究所得出的理论观点。所谓作家的建构，即作家在创作谈、演讲、对话和序跋等作家批评文字中所集中表达的对小说内外在问题的真知灼见。“小说批评和小说家的理论性作品，共同构成了小说理论的基本内容”。“从一定程度上来看，现有的文学史研究常常有意无意地割裂了小说家的理论性作品和文学作品之间的有机联系，无形之中缩小了当代文学的研究领域。鉴于此，把小说家的理论作品纳入研究视野，展开比较系统的研究，力求在小说家具有理论性色彩的作品和文学作品之间找到有机联系，是丰富当代文学研究的必要手段，也是拓展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举措”（周新民：《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页）。在小说理论建构的疆域中，作为“亚理论”的作家“思考”本应拥有一席之地；小说家思想观念的创新，是小说创作革新的重要基础。从拓展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的研究领域的角度来看，本著作对小说理论作家维度的爬梳与品析，呈现出建构方法上的创新，著作突出了小说理论建构的作家本位的重要地位，强调了小说家创作谈等作家本位言说对小说理论的重要生成价值。建构方法上的创新，是本著作具有学术创见的重要依据。
“现实主义”的何谓与何为，是中国当代小说发展史上的核心命题，亦是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建构的关键议题。一般而言，“现实主义”作为创作观念、作为时代文学精神、作为艺术追求与作为精神追求是不一样的，“现实主义”不仅是创作方法与原则，还可以是一种创作价值、态度。这就赋予了“现实主义”以“广阔的道路”。而小说理论观照下的“现实主义”，更加具有言之不尽的特点。周新民在本著作中分时期地对小说与现实的关系、作为小说理论的“现实主义”等议题作了清晰的阐述。总体概括，1976年至今，小说创作与小说批评领域对于真实的理解，不再如同1949年至1976年间，即不再将“现实”“真实”作为一个本质性的、整全性的概念，“现实主义”内涵的理解不再庸俗、机械，而是摆脱了庸俗的社会政治学话语的束缚，逐渐走向多元，小说逐渐回到追求自足和小说本位的理想状态。从注重故事，到注重人物性格、心理，到对某一种理念、某一种认知、某一种感觉的书写，再到呼吁小说创作应当干预社会、关注外在现实，是新时期以来小说理念革新的基本特征。
在具体展现小说与现实的关系、作为小说理论的“现实主义”等问题时，本著作从历时的三个层面出发，细致地呈现出不同时期小说理论的驳杂与幽微。其一，在1949年至1976年间，“偏重从抽象理念的角度理解‘现实’的现实主义小说理论基本上处于压倒性地位，而偏重感性经验的‘现实’常常处于被压制的状态”（周新民：《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7页）。这一历史阶段的小说创作，强调小说在形式追求与内容表达上的一致。其二，1980年代的小说创作追求艺术感觉至上、生命感觉至上，该阶段的小说创作观念带有显著的对于上一个历史时期的悖反。小说这一美学文类，得以从庸俗的社会政治学话语的牢笼中摆脱出来，小说本身的自足性得以强化，学者和作家开始注重小说的抒情性叙述腔调、形式追求和小说的内在审美倾向性，更加看重经验的真实，更加注重对瞬间感觉的书写，更加强调情感、哲思、情绪、心态和生命意识等经验表达在小说中的位置。打破诗歌、散文与小说之间的界限，并淡化讲故事是1980年代小说理念革新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与内容是可以分离的，“小说形式已经不再被看作小说内容的附属，也不再是小说的第二存在了”（周新民：《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12页）。因而，周新民作了如下的总结与判断：1980年代的小说理论是关注于小说的形式本位、语言本位、叙事本位和符号价值等方面探索的理论。周新民接着指出，所谓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发现和挖掘，即“汉语传统的发现是20世纪80年代小说理论的一大成就”（周新民：《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50页）。在抒情性方面，1980年代的小说创作不注重故事、人物，而更加注重意境、感觉，强调小说语言的典雅、富有古典汉语的神韵。此时，小说成为展现创作主题的意识的媒介，而不承担外在社会生活等功能与意义，这类小说即诗化小说或散文化小说。其三，对于1990年代至新世纪的文学与现实之间关系的定位，周新民指出，固然抵制商业文化、大众文化，为提倡“纯文学”提供了重要语境，然而，“纯”天然地内嵌着精英话语思维，其在文学理念预设上实则与社会现实相脱节，“纯文学”远离了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偏离了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基本要求。并且，“纯文学”的追求与小说创作关注现实的要求之间并不矛盾，且干预社会、思考社会现实问题，依然是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纯文学”的弊端，为“现实主义冲击波”创作模式的出场提供了合法性。“‘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小说创作潮流以‘平民意识和平民色彩’为价值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国‘纯文学’的创作理念”（周新民：《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18页）。作为结果，“对‘纯文学’系统的批判，导致了小说观念进一步倾向于‘历史意识’与‘人文精神’”（周新民：《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19页）。对“纯文学”的警惕，强化了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联性。这也就为新世纪重启现实主义、呼吁文学“向外转”（张光芒：《论中国当代文学应该“向外转”》，《文艺争鸣》2012年第2期），提供了一个先在性语境。此外，周新民在肯定“现实主义冲击波”这种创作对于小说理论的贡献价值之余，也尖锐地指出了这类创作的不足，即缺乏对个体的观照、缺乏人文关怀、价值观混乱等，理想的小说创作模式应当是反照相式的、反经验式的。
本土小说理论除了外烁力量即模仿与借鉴西方文艺思潮之外，本土文化这一内生力量在其中如何扮演角色，扮演何种角色？如何定位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建构的主导性作用？莫言小说创作不仅有福克纳、马尔克斯的影子，还有地方民间文化、《聊斋志异》、齐文化“语怪力乱神”等中国版神秘主义的影子。因而，可以说莫言的创作不仅是幻觉现实主义的，还是巫幻现实主义的。这就突出了本土巫文化这一内源性创作资源对莫言创作的影响。看似源于西方的创作新潮流，实则有着本土文化的内核，如意识流小说、寻根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等。小说理论建构上的本土属性的开掘，是实现在本土发现“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肖明华：《“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历史、形态与公共性》，《贵州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的重要途径。周新民基于中国文学的抒情性传统，揭示了“东方意识流”小说与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区别在于前者的意识流有强烈的社会现实动因，“在非理性哲学那里，内心世界和外在世界完全不一样，和外在客观世界完全不相关。正是对外在客观世界的抗拒、不信任，才有意识流产生。而在中国，意识流所启发的内心世界、内心意识，显然具有中国独特的历史背景”（周新民：《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17页）。西方意识流是独立于外在世界的，而由于中国特定历史的现实处境原因，个人的精神变得扭曲，这就使得要理解中国式意识流产生的原因，需要联系外在世界。即“东方意识流”不仅是内心自由流动的反映，还是外在社会“伤痕”的内心表达。因而，从破除西方文艺思潮的权威地位、探索本土小说理论建构的本土文化因子等问题上看，周新民的著作贡献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