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5-02-12 来源：
这是一部聚焦“人类疼痛”的小说。
在主人公李杜看来，疼痛属于生理反应，更是心理和精神病状；疼痛具体可感，又幽微抽象；疼痛有俗常化的个体性质，也有社会化的共通特点；疼痛是人生的具体困境，更事关生命的极限超越。在人类步入信息化和智能化时代的今天，与小说中李杜等人物形影相随的心理疼痛，已然成为世界性命题。而疼痛的发生原理和精神症结，也尽显着人心的广度和人性的深度。由这个维度看，在当代中国小说史上，《大声独白》可能是第一部让我们正视和思考“人类疼痛”进而重新看人的长篇作品。
进入故事，疗愈“疼痛”
李杜治疗疼痛的行止并非虚构，叙事的基本线索依据的是疼痛病理学研究的实际发展境况。1973 年国际疼痛学会（IASP）成立，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慢性疼痛是一类疾病”，说明人类的疼痛问题日益严重且得到医学界的重视。国内1989年成立“中华疼痛学会”，并有中日友好医院等几家医院先后设立疼痛门诊。2007年国家卫生部发文批准在《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名录》里增加一级诊疗科目“疼痛科”，规定全国二级以上医院均可开设疼痛门诊。但现实中的疼痛治疗大多止于生理疼痛，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理痛感，比如幻肢痛。而对于因精神创伤等引发的心理疼痛，还缺少显著的疗愈成效。
小说中李杜学成回国后，用了两个月时间治好了父亲的幻肢痛。治疗的主要方法，是帮助父亲理清纵贯家乡亲人和邻里之间数十年的爱恨情仇，是让父亲放下了“心结”。李杜又在疼痛门诊成立后，治愈了11岁男孩阿布和8岁女孩小灵的孤独症。然而，在诊治小男孩米粒的孤独症时，“我”的治疗却鲜有结果。接着“我”得知景园死于空难、米粒是景园和岳东的儿子，尤其是米粒在特殊教育学校走失后，“我”的内心疼痛铺天盖地甚至随物赋形，“我”成了一个十足的心理疼痛患者，“我”变成了自己的病人。“我”感觉只有“和自己诀别”，才能消除无所不在的疼痛。
面对自己的心理疼痛，李杜是疲弱而无力的，所以只能在“我”的“独白”里给出疗愈的基本原则和方向。但是，面对“悖论式疼痛”，爱、宽容、理解、信任、悲悯等人类应有的美德，也会在某一时刻、某一情境中催生它的反面，就像快乐会伴生痛苦。是以李杜觉得，“人类疼痛”源于每个人的“故事”，“所有治愈不了的疼痛，可能直指一个故事——没有被看到，没有得到解决的一个故事。有些故事可能成为藏在生命深处的‘死结’。……死结解不开，疼痛就好不了”。在李杜看来，治疗疼痛的有效方法应该在每个患者的“故事”内部寻找，而且不止于病理学，还需要心理学、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等等的合力。也就是说，“我”讲述的故事是在针对具体生活中如孤独症之类的人类疼痛提出问题，给出个体化的梳理与分析，并引导我们做进一步的反思，进而探寻管理和疗愈疼痛的路径。在此，怎样治疗的答案是开放性的。
根据《2023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提供的数据，目前国内抑郁症患者人数约9500万，其中24岁以下患者占比超过65%；另据中国残联2023年发布的中国残疾人普查报告显示，我国孤独症患者已超过1300万，并以每年近20万人的速度增长。从这样的现实情况看，《大声独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当下时代的入口，一种审视现代化特定发展阶段的现实截面。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人类社会现代化以来的种种或心理或精神的病理情状，在信息化、智能化阶段愈加凸显。李杜的故事也提醒着我们，工业社会的深度发展不应该把人异化成自己的对立物，毕竟人是万物的尺度，是世界的起点也是终点。
不能忽视的，还有《大声独白》多重空间叙事营构的复合式声调。形式方面，“我”的讲述以与景园生离死别的情感关系为主线，先扬后抑，首尾圆合，形成自洽性的叙事时空，尽显疼痛题旨。内容方面，“我”又以自辩式的叙事话语抽丝剥茧、缕情析理，外部事件揉合内心悸动，人类疼痛的形态特性和产生根源递进式呈现，并在主题的表达上向外部敞开，意在邀约读者参与思考。同时，小说开篇第三人称的“引子”又与李杜的自述故事构成复调，也即朋友印象里谦和诚恳、快乐有趣的能人李杜和自述中的疼痛病人“我”成为对照，近乎在表明作家对于疗愈疼痛的信心。
小说的“引子”里，李杜强调：“我是用故事看病的人。”“我只有故事，故事就是我的药。”因为“每一种人类疼痛的背后，可能都藏着一个独特的故事”。结尾处，李杜说：“你们说，是不是这样？好了好了，祝你们万事如意。”那么，李杜给“我们那伙朋友”讲的故事，实际上就是讲给我们读者听的。毕竟，“疼痛”的疗愈首先需要进入患者的独特故事。这些故事，实际上是以病例形式出现的文学故事。
人人都在故事里“疼痛”
《大声独白》是从李杜（我）从心理医生的视角，给我们讲述的关于疼痛的故事。故事里有李杜自己的疼痛，也有他人的疼痛；有生理疼痛，更多的是各不相同的心理疼痛或精神疼痛。这些疼痛在多种形态的叙事空间里，在个性鲜活的人物语言和行动中，渐次清晰并具象，呈现为令每一个读者都难以忽视和躲避的生存事实。具体而言，李杜故事里的“疼痛”题旨是在多重空间的虚实交错中逐渐呈现的。随着现实空间的变化，李杜的心智越来越成熟，思考也越来越深入，但疼痛的感受也日渐累积和增强。
李杜关注疼痛问题，源自父亲的幻肢痛。父亲是家乡木器厂的能人，几年前在一次伐木事故中右臂截肢。父亲感觉截掉的那部分胳膊一直在痛，痛得越来越厉害，“痛感强烈而生动”，而且“专门在夜深人静时痛，我们常能听见他在深夜里苦苦呻吟”。“我”觉得父亲不存在的半条胳膊持久地痛，既是医学之谜也是心理学之谜。为此，1990年代初李杜带着治好父亲病痛的愿望，从陕西泾渭河边考进广州的医学院，实现了从传统乡土向现代城市的物理位移。“乡下人进城”让李杜与景园相识相恋，毕业后又和景园结婚定居广州做医生。之后景园没有理由的离婚、失联，造成“我”心理和精神的巨大转变。也即景园与“我”的聚散合分改变了“我”的人生，成为“我”自己心理疼痛愈来愈强烈的主要因由。
更关键的是，离婚时景园又资助“我”去美国留学。“我”便带着对景园难舍的牵念进入另一个现实空间，并知晓了沃克的故事、沃克和央拉的故事，还有1996年美国洛杉矶骚乱事件、1994年非洲卢旺达种族大屠杀。“我”因而理解了沃克的疼痛、沃克妹妹露丝的疼痛、卢旺达的小学女教师碧爱翠思·穆加姆比的疼痛，也引发了“我”对疼痛更深入更广泛的思考，“我”的个体疼痛由此融入了社会的、民族的、人类的质素，使“我”对“人类疼痛”有了新的理解和新的认识。“我”觉察到，在人类疼痛的故事里，每个人都有病，自己也是病人。在小说上部第17节和沃克的讨论中，“我”以为疼痛不仅仅是一个生理和心理问题，更是生命问题和美学问题。所以“我”去美国留学三年，主攻“慢性疼痛的心理学治疗”，并形成了自己的“疼痛哲学”。即人的身体、精神、记忆等，是一个复杂整体。身体上的任何局部疼痛，都是一种综合症，应当在整体中观察解决。
当我们身体的某个局部出现疼痛，当疼痛成为常态时，我们身体中那些潜在的东西——你也许完全不知道、不了解，有可能被疼痛意外激活，忽然苏醒，它们像无数条溪流一样朝着一个出口聚拢过来，和疼痛互为因果。
任何特定疼痛，都是创伤、不幸、不安、内心痛苦等感觉的综合体。
李杜由此感觉到，人类的语言无法准确描述疼痛。因为每一种疼痛都是唯一的、个人化的，疼痛的背后都有一部秘密的“疼痛史”，且生理疼痛和心理疼痛经常相互重叠混杂，既有病理学缘由，也有心理学原因。根据这样的“哲学”，“我”留学归国后回到家乡，治好了父亲的幻肢痛。至此，读者可以把握到这部小说的初始性题旨：关于“人类疼痛”的个体化界定及具象例证。
但作为小说题旨表达的部分支撑，父亲的幻肢痛只是人类疼痛可以治愈的那一部分，更多难以或无法治愈的人类疼痛如孤独症、抑郁症等，才是作家要描述的重点。就《大声独白》的文本布局来看，父亲、景园、香蕉、沃克、露丝、碧爱翠思、爷爷、央拉、纪念馆长、岳东、米粒等“他者”，与李杜作为第一人称叙事人的“我”或“自己”，围绕“难以和无法治愈的疼痛”形成了错综有致、主辅相融的叙事系统。在李杜的故事里，“我”与景园的情感关系是叙事主线和内容主体，贯穿文本始终。“我”与景园相识、恋爱、结婚、离婚的自述作为情节伏应，占据了小说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景园失联和“我”知道景园死于空难，强化的是“我”由得到失、从乐及痛、先喜后悲的心理转化轨迹。这样的结构设计，可以勾连起不同人物及事件，形成人物关系的向心力，起到纲举目张的形式效果。更重要的是，这种得与失、乐与痛、喜与悲的情感起伏是为了含蕴核心题旨，呈现人类疼痛的主要形态。依此，“我”与景园的情感连接，也是“我”自己由隐及显、由弱及强、由浅及深的心理疼痛过程。在“我”的内心世界里，这种疼痛漫无边际、无止无休，而且新旧更迭，虚妄而实在。小说中的疼痛与“我”相依相伴，痛点不居，有变化有堆叠，仿佛时间一样恒常，也像流水般无形，涵盖或内蕴了心理疼痛的全部特性。故此，李杜的疼痛故事仿佛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
“疼痛”发生在故事之外
当然，李杜的故事不会止于现实空间的单层意义表达，人类疼痛尤其是心理疼痛的发生学，才是作家最为关注的一个议题。实质上，与体温、脉搏、血压、呼吸并称为人类五大生命体征的疼痛，是一种最普遍、最广泛的感觉和体验，在人类的生存过程中具有特殊地位。疼痛甚至不是人的自然属性，而是内生于人性世界里的社会性存在，极具个体特点。就像英国历史学家乔安娜・伯克在《疼痛的故事》中所言：“每个人对疼痛的感受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不仅仅是一种生理反应，更是个人经历和社会文化的产物。”
基于此，作家为李杜的讲述设置了实虚交织的几重故事空间，意图在具体的生活环境和时代里，深入探寻人类疼痛特别是心理疼痛的发生原因。实的空间形态，显示为都市和乡野、国内和国外的区分；虚的空间形态，展现为主与次、隐与显的界别。不同形态空间的相融互渗，实显的是“疼痛”的特征和状态，虚隐的则为“疼痛”的发生或缘起。而为了廓清疼痛的根源，小说里隐匿或隐形的空间各有侧重，发挥着不同的文本功能。
具言之，显见的隐形空间有两重。一重是个体生存层面上的梦境空间。从“我”十三四岁时的“春梦”到结尾处亦实亦虚的幻梦，对应的是现实中“我”和景园由聚到散直至天人永隔的情感经历。作为小说叙事的主体内容，“我”和景园的故事因梦境推动而变化，也由梦境来隐喻和象征。在“我”的少年梦境里，深夜小院里的成年女人“粉衣白裤，两条大长腿”如拱桥，“我”便受其召引钻了过去，这种俯就的动作映射在实际场景中，不只是景园像梦中女人，更喻示着“我”对景园的仰视姿态。“我”“像一条流浪狗被她收养，给予最高礼遇”。在她面前，“我像个跟屁虫一样，什么都做不了”。“她的脸像镜子，总能照见我的全部缺点：虚荣、狭隘、小家子气、占有欲，等等”。“我开始担心有一天被她抛弃”。而景园和“我”在一起时却总是做噩梦，她的痛苦是找不到那个想象中的男人。于是，因被动接受与主动选择严重错位而来的巨大情感创伤，成为“我”心理疼痛的主要来源。在此，与现实情状纠结缠绕的梦境空间以时间为足，也以时间为边界，渐渐模糊了虚实阻隔，并界定了“我”的全部人生场域，彰显着小说的疼痛题旨。
隐形空间的另一重，是民族或国家发展层面上的时代空间。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是18世纪以降人类从农业社会形态向工业社会形态转化的必然结果。这是人类在规律制衡下的伟大进步，但也带来了多类多样新的社会问题，包括个体生活中前所未有且特征不一的心理病状。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社会转型，拓启的现代化过程是相较于五千年农业文化传统的全新时代空间。几十年里，在经济体制、思维方式、伦理标准等层面的遽然变化，促使人们在顺应、接受的同时也作出反思，并寻找、建立新的价值坐标与观念体系。这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新起点，也是小说中李杜故事讲述的现实背景和逻辑前提。正因为如此，都市里的景园和乡下来的李杜在情感交汇之后又各奔东西，才形成“我”心里疼痛的基础性病因。另一方面，这样的背景与前提也让“我”能够站在人类生存的高点，俯瞰并深入思考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迫切而严峻的问题，诸如越来越突出的各类心理疼痛及疗愈的难度等。可见，隐形的时代空间拓展了小说疼痛题旨的广度和深度，李杜的故事由此也成为人类疼痛的形象样本。
这就需要强调一下广州。作为千年商都，广州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历程里的作用已毋庸讳言。小说中广州的重要性则体现为：一是在叙事的多重空间结构中居于统领位置，与其他或显或隐的空间形态形成主从关系。始于广州也终于广州，李杜的疼痛故事因此完成了空间叙事的闭合状态，实现了文本形式上的自足和自洽。二是广州在晚近四十余年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中，无论经济还是文化等多个方面都是其他同级城市难以替代的，其蕴蓄于人们思想观念和日常言行里的现代社会特点突出显明。作家让李杜在广州学习、生活，可以使疼痛题旨有效接驳现代化的生活环境，理据更充分地揭示人类疼痛的复杂成因。如“我”和央拉结婚后，感觉自己和央拉都有了新的痛苦。“当我们有了爱，我们反而更容易感受到巨大的孤独和忧伤。我们试图用爱填补孤独和忧伤，结果却有了更多的孤独和忧伤。一个悖论。爱是对立事物的奇妙混合。”但是，相对来自爱与自我关系的“悖论”式疼痛，“我”发现更多源于心理创伤的人类疼痛，却是现代化过程中资本的推手和商业“创造”出来的。随着智能化时代的快速到来，未来的人类疼痛问题可能会越来越严重。显然，疼痛发生在故事之内，也发生故事之外。这是需要全社会关心和重视的问题。